生态安全成为国际热点

　　维护国家安全，确保国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稳定进行，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随着全球环境与资源危机的日益加剧，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于生态安全，迄今尚未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一般认为包括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其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导致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影响安定。

　　围绕生态环境与安全的相互关系，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以及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大量研究讨论，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报告和著述。

　　著名环境专家、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指出，在以往人们的国家安全概念中，军事安全问题受到很大关注，战争的失败意味着财富的丧失或者国土的割让，这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间的协作越来越密切，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生态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如果生态安全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会给国家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失；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创造生态安全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生态安全则是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

　　与其他安全问题相比，生态安全又有一些特点：

　　整体性。生态环境是相连相通的，任何一个局部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甚至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起这方面的例子。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文明、地中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巴勒斯坦“希望之乡”等文明的相继衰弱和消亡，都主要是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可悲后果。丝绸之路时期的唐代，许多地区还是森林密布，河流不息，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只是随着不适当的垦殖和对森林的砍伐，加上气候的恶劣，才变成今天这种大面积不毛之地。比如黄河流域，在先秦时期还是植被茂密，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超过50%。先民逐水而居，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从秦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毁伐森林，无遏制地开垦，到唐代安史之乱后，昔日繁华的黄河流域，竟到了“居无尺椽、人无烟灶、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的地步。从当前来看，许多环境问题都是由小范围、小局部的问题，逐渐蔓延扩大成大范围、大区域性的问题，如全球大气污染等问题。

　　不可逆性。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其一定限度，一旦超过其自身修复的“阀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野生动物、植物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了，人力无法使其恢复。像西南地区出现的“石漠化”土地，流失的土壤人力无法使其恢复，这种环境问题也是不可逆转的。

　　长期性。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一旦形成，要想解决它就要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很高代价。比如改变沙化土地，使之恢复原来的面貌，往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经济代价也很高。如为了防止我国沙漠的蔓延并使之部分沙漠化土地得到恢复，恐怕要付出上万亿元的投入才有可能。又如滇池污染的治理，历时十年，投入40多亿元，效果不大。人们为此议论纷纷。实际上这也是环境问题的特性所决定的。日本的霞浦湖与滇池面积相仿，他们污染治理历时27年，投入相当于1300亿元人民币，水体恢复到相当于中国的四类水体。以此看来，滇池的污染治理达到三类水体的要求，还须付出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经济代价。

　　全球性。正如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密切相关一样，生态安全也是跨越国界的。一国的生态灾难有可能危及邻国的生态安全，如国际性河流中，上游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或渗漏，就有可能危及下游国家的用水安全。实际上，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面临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迅速减少、土地沙化、水源和海洋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危害等。在生态安全上，各国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利益，因而也最有可能开展国际合作。

　　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与安全问题的关注表明，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一种局部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