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作者:李明华* 陈轶凡    文章来源:武大环境法研究所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0-26

李明华* 陈轶凡

  谋求生态安全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潮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生态安全就尤为重要。维护生态安全必须确保法律的完善。

一、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的特点

  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国民身体健康、为国家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换言之,如果在一个国家,其各种生物种群系统相对稳定、资源与能源充足、空气新鲜、水体洁净、土地肥沃、食品无公害,那么该国家的生态环境是安全的。反之,该国的生态环境就是受到了威胁。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是环境质量状况低劣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忽然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由于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短缺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长期以来,主导国家安全战略的领域主要是外交、国防、领土、军事,因而安全概念往往只与国防安全、军事安全联系在一起。但随着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不断地凸现出来。我国2000年以来,北京共发生沙尘暴近20次,188万平方千米的风力侵蚀,每年50亿美元的酸雨损失殃及日本和其他邻国。美国每年45亿t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于世界首位,我国仅次于之。生态环境具有外部效应的特点,一国的生态状况具有全球外部效应。水、土壤、生物、空气等组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维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人类每一次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环境各个要素的“综合支持”。然而人类活动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全球气温变暖、资源匮乏、物种灭绝、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不仅对社会生活形成了挑战,而且正对国家安全稳定造成了严重危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正常的生态系统的支持,经济不可能获得持久发展,经济建设的成果也可能由于缺乏生态安全的支持而受到破坏。同样,没有生态安全,国家的国防和军事安全也难以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安全的概念渐渐形成。打破了传统的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三大要素构成的国家安全的认识,将生态安全作为与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同等重要,相对独立的一个安全要素来看待,甚至想生态安全作为其他一切方面安全的基础或载体加以研究,即所谓“底座安全”。
与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相同,生态安全也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影响的不仅是一个地区,一部分人;也必须由一国的最高决策当局承担主要责任,不是微观主体或市场自发作用的领域;作用因素的生成时间和作用时间也都十分长久,需要预见和超前努力。国家安全的这四种要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生态安全的良好环境,生态安全是其他方面的载体和基础。

  生态安全与其他方面的安全的不同点是:

  1、影响更广,后果严重。一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发生问题,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一般民众会经历下降到上升的过程,唯有错误决策当局会因此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国家生态安全就不同了。“覆巢无完卵”,一旦一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失去生存条件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就是说,生态一旦破坏,就不是换“舵手”,而是“翻船”问题了,所有人都要落水。 更何况,一旦超过“承载”能力,首先落水的是全人群中最脆弱的贫民。生态安全问题的影响如此之大,必须更加地重视。

  与政治、军事安全不同。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手里挽回。如中国西北的荒漠化过程延续2000年,至今谈不上中止、扭转。更何况,一些生态过程尚属未知领域,如人类活动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很可能未及确切认知,就已经无可挽回地铸成大错了。

  2、生态安全“效益”和生态危机或治理生态危机的“成本”会在“代际”转移。导致生态危机诸因素的生成、作用和消除时间,比其影响军事、政治、经济安全的诸因素,都要长得多。这导致了成本或效益的“代际”转移。也就是说,前一任的“政绩”,可能就是导致后一任的“隐患”:前一任承担了的“成本”,可能要到后一任、后几任、甚至更久才能见效。这意味着,只有高度负责的政府、高度文明的社会才可能以最大的努力致力于国家生态安全。

  3、民众对生态安全的参与程度更高、更直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都主要由国家军政当局维护,虽然,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实力和人心向背。但是,直接起作用的是国家政府、上层集团的活动。生态安全却可以因有动力的民众、有能力的社区和地方等微观主体的自觉行动而得到改善,也可以由他们的错误行为而受到损害。虽然决策当局可以给出强制性的制度,并对微观主体的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在生态安全方面的余地相对更大。所以,最高决策当局只有致力于生态安全、承担成本和责任,才能得到最广大民众的最大的响应,会有最大的成效。

  4、生态安全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厉害关系高度一致。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全人类共有一个地球的显示,使得一国的生态危机成本和生态安全收益都会外溢。这不同于经济、军事、政治安全。虽然有“双赢”之说,但这毕竟是相对的,双方还是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比如,一国的粮食安全,很可能引致贸易伙伴的异议;一国的军事安全很可能引致邻国的不安。而一国生态安全,最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相应的取得国际社会的协助。处于和平和发展时代,相互的融合可以有更好的国内国际条件致力于生态安全的建设。

  国家安全概念在不同的年代、不同国家有不同侧重点。“热战”时代的军事安全,“冷战”时代的政治安全,世界或一国的经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安全,会比其他方面的安全更受到关注。现阶段,对于经济快速稳步发展的我国来说,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高度重视国家生态安全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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