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史：历史的生态学畅想
楼兰古城的佛塔见证了昔日的辉煌。资料图片
开封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进行复原，而北宋东京的盛况却因时过境迁而一去不复返。资料图片
编者按
生态史（亦称环境史）研究旨在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人与自然不断变动着的相互关系，揭示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对自然变动的影响，从整体上探索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共同演化过程。作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生态学时代”的产物，历经三四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历史学的边界，使其逐步走出“人类事务”的藩篱，成为对文化与自然的长期对话进行探索、描述与思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进而演变为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早在20世纪初期，对人与自然关系之历史的思考即已进入中国人文学者的视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史，自觉地拓展相关研究，并取得不俗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以后，生态史更是吸引了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并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最富活力的新兴领域。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中心正式成立，海内外权威学者齐聚一堂，共话生态史学科特色与发展前景。本刊特邀请五位专家，就生态史的起源、演化与未来，研究主旨、问题与特点，其与自然科学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联系，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作一番生态学畅想，以飨读者。
主持人：本报记者 户华为
唐纳德·沃斯特（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南茜·兰思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环境史》杂志主编）
王利华（南开大学教授）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中心主任）
侯深（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生态史（环境史）可以说是在人们日益关注环境问题、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在沃斯特先生所撰《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环境史被描述为21世纪的新史学。那么，我们现在所言的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究竟是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是史学外延与内涵的一次根本性的扩展？生态史的研究是否需要边界？
沃斯特：生态学的基础是多样性的竞争与共存，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历史学，理应具有更为包容的胸怀与想象力。因此，生态史意味着我们所开展的历史研究不仅要像过去那样深入地探寻政治与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基础，而且也将更多地关注自然作为一种动力如何影响人类的生活。它将关注自然资源的充裕或稀缺如何影响工作与生产、创新与财富，如何影响古代王朝及现代国家因自然资源的争夺与冲突所出台的公共政策。历史学家将讨论人们如何管理或应对诸如河流、气候或病原体等强大的自然力量，讨论人类的得失成败及其后果。历史学家讲述的新故事，将解释人们如何改变对环境的理解与感知，叙述他们从特定地方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们的社会观念如何影响了当地景观。
生态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从达尔文那里，我们得以理解，所有这些历史，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的，都是同一个历史的组成部分，尽管大多数自封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关注的，只是远为宏大的地球上的生命历史中极其微小而有限的一部分。
生态史是否应当有边界？我不想在环境史周边设置任何樊篱，使之成为史学广大天地下的一个角落。我认为生态史所赋予我们的是一场历史哲学与历史道德的范式转换，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生态史研究，或者说生态史研究可以解决所有史学中的具体问题，但是它将鼓励一场史学认识上的革命，一场由人本认识向生态认识转换的革命。
夏明方：沃斯特先生对于生态史的理解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样的研究，必将构成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场革命。如果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以天人相分开其端的话，那么，21世纪的新史学必将以天人合一肇其始。正因为如此，生态学范式或生态史观无疑应该具备更宏大的视野，但同时也要有最开放、最谦卑的态度。此处我愿意重申：我们倡导环境史或生态史，并不是要从历史中切出环境这一块，而是以此为视野来透视整个历史。我并不否认生态史有“界”，但这一有界恰是以其无界而与其他“专门之学”相区别的。我也不主张生态史的解释能力是无限的，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样的时代和学者，都不可能穷尽对古往今来生态演化过程的认识，而只能在“专门之学”上下功夫，就此而论，生态史还缺不了“箩筐”，只是这样的箩筐一个不够，而是要有更多乃至无穷个，还有就是这些“箩筐”之间需要链接与对话。
从学科的角度来讨论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历史学的分支，而应视为一个公共学术平台。实际上，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诸领域的学者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长期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意识的体现或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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