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肆虐全球

　　近年来，世界范围的冰雪、洪涝、干旱以及飓风等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表明全球极端天气的出现来得更加频繁了。特别是 2011年伊始，从亚洲到澳大利亚以及巴西等各地的洪水灾害，又从欧洲到美国以及中国南方等各地的冰雪灾害，世界范围高强度和频发的气候起伏变化自然使全球同此“凉热”，再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免让世界各国加大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感。

　　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多发威胁

　　从人类的现实与未来看，全球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肆虐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对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一切构成了对人类生存与安全的威胁。例如，由于受前一段时期全球极端天气影响，导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主要产粮国粮食大面积减产，影响了主要农作物的供应，从而全球粮食供求关系失衡进一步加剧，国际粮食价格出现了新一轮的持续上涨行情，其中国际市场的小麦价格上涨至近年来最高值，玉米价格上涨超过了50%，大豆价格上涨了34%。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在2010年12月达到了215，为近20年来的最高点，预计2011年全球食品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

　　显然，受全球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对全球粮食的供应和价格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使世界性通胀加剧和消费需求急剧扩张，也导致国际粮食期货市场有了更大的炒作空间，国际粮食价格的持续攀升自然不可避免。在国际粮食价格节节攀升的情况下，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话题见诸于国内外各个报端媒体，甚至有舆论惊呼：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到了需要高度重视的程度。

　　在全球经济复苏仍十分脆弱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受全球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全球食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将有可能对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的新兴市场国家形成打击，导致这些国家通胀压力进一步加重，消费意愿减弱，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与此同时，国际粮食价格的不断上涨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危机，特别是贫穷国家由此可能陷入饥荒。这表明，全球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的警觉，一方面需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共同应对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寻找解决的方案；另一方面，面对频繁发生的全球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也需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立足全球环境治理，切实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实现全球自然环境的改善，这不仅是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价值体现。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不争事实

　　近年来，随着全球极端天气的加剧和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人类在不断思考和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自然环境持续恶化带来的各种灾害频繁发生，谁应为此负有责任？

　　目前，有一定科学根据的主流看法是，导致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过量碳排放所致，而自然灾害频发与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息息相关。当然，近期在一些媒体中也不断传播出一种“另类的声音”，质疑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尽管，对于科学家们来说，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与气候变化是否有关的确存在着争议，但是，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无论质疑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论点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根据，能否站得住脚，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暖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毕竟有着必然的联系，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不争事实。

　　目前，对于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主流看法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自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导致地球表面大气平均温度上升了0.74度，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至少升高4.8度，如果地球表面大气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2020年超过2摄氏度，气候变化将变得更加难以可控制。2007年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2007：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确认了这一论据，并得到世界各国和各界的广泛共识。按照这一论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初衷是：控制碳排放，延缓甚至改变气候变暖的趋势。因此，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无疑是改善自然环境或延缓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低排放、低污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现实与未来的选择，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此早有广泛的共识，为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初衷不会改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使世界各国在减排问题上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减排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率，以及如何大规模使用清洁能源以替代化石能源，将在未来成为各国经济领域重要的方面。

　　由此可见，全球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关联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将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其中低碳经济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就是要使低碳经济成为人类摆脱全球变暖加速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阴影，减轻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压力。

　　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愈加紧迫

　　从全球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视角看，任何人与任何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都负有相应的责任，共同负起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是人类生存与安全的需要，人类为改善自然环境或减缓自然环境继续恶化必须有所作为，展开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越来越紧迫了。

　　人类拥有同一个地球，共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使世界各国拥有共同的责任，而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情况千差万别，国际社会确立的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其宗旨就是需要国际社会综合、全面、客观、历史地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由于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长期工业化过程中无节制排放造成的严重后果，发达国家理应更多地承担起历史责任，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发展领域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这种责任既不容置疑，也不能推卸，更不要说是套用其惯用的、带有附加条件的“施舍”。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外延效应超出了自然科学本身的范畴，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带有浓厚色彩的政治问题，全球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格局。目前，基于各方利益的考量，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各方的基本立场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气候谈判仍困难重重。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何去何从，谈判能否有更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间政治层面上的互信。气候变化谈判的初衷，是推动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共同抵御全球气候变化，使人类避免自毁地球家园悲剧的发生。但事与愿违，自联合国气候大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大大小小的国际性会议召开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就笼罩在浓浓的政治氛围中，谈判过程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利益博弈和政治较量的演进。在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为了转嫁气候危机和赢得未来经济变革的先机，试图主导气候谈判的进程和结果；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在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发展权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谈判进程中，不同的政治意愿和存在的严重分歧决定了谈判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中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责任”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谈判错综复杂。

　　气候变化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议题，在国际社会更广泛政治层次上的双边或多边外交中日益突出。一方面，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气候变化问题正渗透到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无论气候变化问题如何演变，都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国际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层面的解读越来越多，也在不断升温。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主要是利益冲突造成的，利益冲突是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冲突在自然领域的反映，它表现了人们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民族和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但是无论哪种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善恶评价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社会整体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理应有更多的作为，相关谈判不能一拖再拖。

　　任何政府都需要建立一套问责机制，这样才能在社会广泛的支持下进行运作。对任何主张民主的执政党和政府来讲，行政问责机制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行政问责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对行政的问责”，另一种是“行政的问责”。“对行政的问责”即广义的行政问责，是指多元问责主体对政府的责任追究，可以称之为“大问责”。狭义的问责制即“行政的问责”，是指行政系统内部的责任追究，是一种内部监督的机制，可以称之为“小问责”。受三权分立理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行政问责植根于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环境之中，注重对行政权力的外部监督，因此，西方语境下的行政问责更多倾向于“对行政的问责”，指的就是“大问责”的范畴。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并形成了深厚的行政问责文化底蕴，确立了政府向全民负责、政府官员因过错必须接受全民问责的理念和制度。本报将在“环球瞭望”栏目下分别对英、美、法、德、日等国的行政问责制度作一简要介绍，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