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上看，“开源与节流，孰本孰末？”这一问题似乎不应成为问题——“源”当然是“本”，“流”无疑是“末”。可是，当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的时候，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倒真有深究的必要了。

　　9月1日，南水北调中线唐河倒虹吸工程和釜山隧洞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以此为标志，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始于去年 12月30日、总投资９２０亿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尽管不久前，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通过新华社记者吐露了他对远距离调水的种种隐忧，比如高额投入带来的高额水价、长距离输水的水质保障、可能引发的水权之争，等等。但这似乎没有对中线工程的铿锵脚步产生什么影响。

　　汪部长的一些隐忧其实早已“变现”：在东线工程酝酿上马之时，山东和天津异常踊跃，为上马此项工程的“深远意义”大肆鼓噪；但时隔不久，两省市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由于担心高额水价和水污染问题，他们变得底气不足而三缄其口了，有些官员甚至在一些场合明确表态：对于远道而来的长江水，我们喝不起、不敢喝。

　　其实，一些专家早在汪部长袒露隐忧之前，就表示了更“隐“的隐忧，那就是：若干年之后，如此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可能会对调水地区产生难以预料和无法逆转的生态影响与生态灾难。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9月1日，经济日报发表的《地面沉降  城市难以承受之“重”》一文，就提供了“事实胜于雄辩”的有力佐证。该报道说：最近上海接连发生“沉降事件”：上个月该市天山路某弄两户居民煤气中毒，原因就是地面沉降把地下一根直径30厘米的煤气管道折断；此事发生的第二天就传出类似的信息——该市浦东路一个多月内地面塌陷了3次。首都也扣响了地面沉降的警钟：北京平原已经出现了5个大小不等的漏斗区，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其连带效应难以估算。全国的数字就更是惊人：目前我国共有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地面沉降，总面积为48000多平方公里，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

　　为什么会发生地面沉降？专家给出的原因是：地下水过量开采和高建筑过于密集。回想一下，在大规模地开采地下水之初，谁会想到会产生地面沉降？！

　　100多年前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又在耳边响起：“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使用，都导致了自然界作出报复性的反应。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可悲可叹、可惜可怜的是，当局中人在雄心勃勃地制定、实施“改天换地”的宏伟蓝图之时，都把恩格斯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

　　这不，有媒体又在为“向大海要水喝”鸣锣开道了。9月1日的文汇报在一篇题为《我国专家认为‘向大海要水喝’条件基本具备海水淡化已可产业化》的报道中称：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技术具备产业化条件”、“淡化水成本降至5元/吨”、“水质可媲美纯净水”。与该文相配的相关资料则提醒读者：目前国际市场海水淡化装置年销售额逾百亿美元，预计未来20年将有700亿美元的商机。

　　超过100亿美元的现实贸易和700亿美元的潜在商机！这两个数字想必已经让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投资家眼热心跳、摩拳擦掌了。

　　这巨大的诱人的商机，是不是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许多人（当然少不了部门和公司）热衷“开源”而不屑“节流”的另外一个视角：“开源”开的不仅仅是水源，更有滚滚而来的财源！

　　相比之下，节水的巨大资源潜力和财源潜力则被许多人忽略了。我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达20％左右，城市每年通过马桶漏掉的水就达上亿立方米——谁能说改造庞大而陈旧的管网系统和开发更换节水马桶，就没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呢？

　　尽管我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开源相比，节流的成本会少得多。何况，节流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更是开源所无法比拟的。可是，为什么人们还是重“开源”而轻“节流”呢？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记得南水北调设计之初，国务院确定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先节水，后引水”。而现实情况是，调水工程马力开得很足，其进展有目共睹、有据可查；而节水的事宜，无论是成果和进展，就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海水淡化的未来前景无法预测，可我们却应记得这样的惨痛教训：  在海南，前些年为了挖鱼塘、虾塘和修建休闲别墅，海边的红树林成片成片地被连根拔起，结果呢？由于失去了红树林这一最好的防浪墙的保护，几年之后海岸线在海浪的侵蚀下不断后退，许多鱼塘、虾塘和别墅打了水漂。至于放眼未来，大规模的海水淡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综合效益”，我们不是专家，同样无法预测。

　　还是回到本文的主题吧：开源与节流，孰本孰末？很想听听大伙儿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