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的“碳”性人生

核心提示
    当气候讨论越来越与百姓生活相关，当气候谈判越来越政治化，潘家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频频出招，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争取碳公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言论和姿态，不仅代表着学者的智慧与良心，更代表着中国的妥协与坚持。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2010年10月“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这一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
    2010年2月23日晚，潘家华出现在了《新闻联播》中：坐在薄熙来旁的他侃侃而谈，对面的胡锦涛总书记不时低头记录。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潘家华向大家讲解有关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问题。
    10个月后，埋在资料堆中的潘家华不停地接着各种电话，几乎都与“碳”有关。这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顶级专家最终不得不关机，才使采访进行下去。
    不少电话冲着坎昆而来。与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舌战群儒不同，潘家华因时间关系并未出席在墨西哥小城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但在去年10月，他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并主持了“碳预算方案与碳公平”边会。国际普遍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对2010年的谈判作出安排，导致气候谈判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天津谈判为坎昆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发展中国家发言
    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中，潘家华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基于“碳公平”原则的构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碳预算”方案。外交部曾作过一个统计，大会期间国际主流媒体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名字便是潘家华。
    根据该方案，1900至2050年间全球碳预算大约为年人均2.33吨，排放量超出预算的发达国家，以支付转移和累进碳税等方式交换发展中国家排放额度的盈余。同时，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进碳税、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对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前，国际上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案，但多数提出者为发达国家学者，难以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未从根本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根本利益。
    其实，潘家华在国外的名气比在国内大得多。他曾任联合国能源与环境顾问，并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任职，当年他曾提出：碳的排放权中的基本需求属于人权，不可转让。一经提出，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州长议员组成的访华团曾点名要见潘家华，请其介绍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情况。
    作为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和数次谈判的中方成员，潘家华在国际上奔走疾呼，介绍解决方案，解释中国政策立场。中国社科院规定，所长一年中出国时间不能超过30天，但潘家华是唯一特例，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
    若干年前，潘家华就开始为争取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作努力。 2001年，他婉拒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工作组留任他为资深经济学家的邀请，谢绝数家外资机构的百万年薪毅然回国。
    一年之后，在潘家华的努力下，首个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注册的中国学术研究性NGO组织成立，并前后4次参与缔约方会议，推出研究成果，宣传中国低碳政策和行动。
    这位剑桥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深知，若不进入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即便再合情合理，也很难令西方接受。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在一次“碳的捕获与埋存”的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明确提出，此项目技术成熟，经济上可行，并要求把其写入最终的协议文本中，而发展中国家均表示反对。到潘家华发言时，他让与会代表翻开此项目的评估报告，逐字逐句念道：这个技术还在研发之中，存在着成本高和不确定的风险。还未读完，全场掌声四起。
    熟悉潘家华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极佳，语速甚快，采访过他的记者均感叹，他的话“信息量大”，而他那口略带荆鄂音调的英语也颇有气场。在与他相识多年的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眼中，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即便争论问题也饱含激情。
    潘家华在国际会议上总喜欢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举例：当人饥饿时第一个面包的福利最大，随后逐个递减，尽管面包的价格一样，但后面的面包就没有价值。美国人均碳的排放量为20吨，目前已处于 “吃饱”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 “印度人均是1.3吨碳，如果每个国家排放标准都减排一吨的话，印度只剩下0.3吨，还怎么生存呢？ ”潘家华想要以此证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上，在潘家华看来，“碳预算方案”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惠中国的方案。中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人均年碳预算已经超过了2.33吨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进一步增加。但据估算，中国历史和未来的碳预算几乎刚好平衡，既没有多余的出让给发达国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额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松口气。站在未来的角度，中国依然必须倡导低碳经济，否则碳预算肯定不够。潘家华的建议很简单：节流——从生产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开源——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还有，最重要是从消费着手，不能引导高浪费的消费方式。
    潘家华痛恨广告里动辄号称 “尊贵”、“奢华”。他说：“中国人要有全球意识、环境意识、气候意识，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费的话，再来5个地球也不够用啊！ ”
    潘家华总结说，他的 “碳预算方案”是基于两个公理——人的基本需求有限而欲望无限，这就要求满足基本需求而遏制奢侈浪费；地球资源的刚性约束又决定了人的基本需求要用社会正义的方式解决，而奢侈浪费则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节。
    低碳之路应“高歌”但绝不能“猛进”
    “他在国际交流和政府关系方面能力强。思想活跃，还有几分书生气。虽然不穷，但依然比较简朴。 ”正在坎昆参加会议的人大教授邹骥如此评论老友。
    但工作已改变了他的生活。潘家华的爱好从爬山到游泳，最后被迫改为散步。如今连散步的空闲也没有了，晚睡早起的作息表使他要靠浓茶提神。潘家华说，现在很少有时间锻炼，全靠年轻时打下的好底子。
    鲜有人知潘家华是行伍出身。他曾是名身体素质过硬的武警战士，多项军事训练名列第一。年过半百之时，潘家华在布鲁塞尔参加中美欧三边论坛，他的存有敏感数据的笔记本电脑被抢，他竟狂追不舍，硬生生地从歹徒手中夺了回来。
    潘家华由武警战士变成气候谈判专家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30年的高碳发展。之后，“低碳经济”一夜间成了人人皆知的流行词语。但低碳经济学家潘家华却没有高兴起来。他正在从一个理论研究者，向解释者和批判者转变，试图改变人们对低碳的误解，批判“伪低碳”行为。
    比如，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河北安平县规定，从2010年9月3日起，企事业单位、公共设施及普通百姓，每隔两天停电22小时。潘家华连用3个“荒谬”批评此政策。他分析说，断电降低了社会福利；一些不能断电的医院、企业只能购买发电机发电，发电机的发电效率远远低于电网的发电效率，造成了资源浪费；最重要的是，简单限电对于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
    他还认为，利用财政对电动汽车进行补贴的政策也属“荒谬”。“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补贴消费者？ ”在潘家华看来，电动车是一个尚处于研发阶段的新经济产品，国家其实更应该将补贴直接投入到研发部门，而不是简单地用补贴政策将产品推向市场。
    “中国的低碳之路目前可以 ‘高歌’，但绝不能‘猛进’”。潘家华解释说，低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设下气候问题陷阱，中国只能通过发展来达到低碳化。
    普通人往往很难理解诸如气候谈判及碳排放权的意义。潘家华的解释很直白：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潘家华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 “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当年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另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是，他面对面地说服了马尔代夫总统接受“碳预算”方案。
    但这位充满激情的学者仍担忧未来。按照现在的消费速度，我国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11年，煤炭也只够使用41年。在他看来，碳的总量降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碳的生产力。 “当一吨碳创造的价值从1万元变成1.2万元时，就说明碳的利用率提高了，这也是低碳。 ”潘家华说。
■人物档案
潘家华
    195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任教。 1979年开始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管道局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兼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等6所高校兼职教授，中科院金属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储运学会理事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2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经济学）。 1993年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环境经济学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 1997和1998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资深项目官员和能源与环境顾问。 1998至2001年，赴荷兰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技术综合评估报告的协调、组织、写作和统纂工作。 2001年10月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2005年10月，任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应聘为浙江省等生态省建设活动顾问。同时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保护母亲河顾问团成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欧洲气候论坛理事。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城市化、全球变化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发表学术（会议）论文200余篇，撰写专著4部，译著1部。主编大型国际综合评估报告和论文集3部。分别有1篇论文和1部专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参与撰写的一套丛书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