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怒江大坝突然搁置幕后的民间力量
而在云南同样有一种力量开始滋生。
2004年2月13日，云南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代表民盟云南省委在民主党派、无党派界别联组会议上发言，对怒江流域的开发提出质询，认为水电开发应与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统筹起来，未经统筹规划的水电开发，将会对怒江流域的生态和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这是第一次在云南省地方政府内部出现的不同声音！”有人评价说。
据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士说，当时省委有关领导很尴尬，一位省委领导当即表态说：“可持续发展重点在发展、生存与生态，重点在生存！”这个表态让当时很多与会者很难接受。
而在这次会议后一周，云南省领导即进京学习中央的“科学发展观”。
这次会议的发言于2月14日出现在《云南政协报》一份影响并不大的《经济周刊》上，全部的书面发言直到2004年3月31日才在《云南政协报》上出现。
2004年4月13日，戴抗接受《经济》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提案是在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的影响下形成的，“专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面之词，可是无党派人士可以发言，可以质询政府，也应该得到政府的关注！”
据了解，云南大众流域内部本身就有很多民盟人士，水之声论坛民盟也经常参加。云南大众流域的黄光成在提案形成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黄光成对怒江有10多年的研究，他在我们怒江的调研中相当于军师。”戴抗说。
直到现在戴抗还记得发言结束之后，于晓刚兴奋地对她说，他们民间组织的声音终于可以通过民盟来发出了。戴抗说，“他们环保NGO非常执着，于晓刚、黄光成，一见面就讲怒江，讲水坝！”
拖在胜利背后的阴影
2004年2月份中央领导的批文，让每个关注怒江环保的人都感到一种欣慰，但是这个胜利有一个拖得很长的阴影——贫困，当地政府时时提起的话题灼痛着每个人。
2004年4月15日，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这样形容怒江的贫困：怒江是100%的贫困，是刻骨入髓的贫困。
2003年9月29日，怒江州委书记解毅在怒江开发与环境保护专家研讨会上，作了《中共怒江州委、州人民政府关于怒江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意见》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解毅用数字描述怒江州的贫困情况：在怒江州49.2万人口中，2002年年末，还有22万人处于贫困线下，占农业人口的50%以上，年人均纯收入在560元以下的极端贫困人口有7万人，年人均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13万。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激动地告诉《经济》杂志说，贫穷与美丽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怎样与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我们不能光着屁股搞环保。他还想不通的是，自己搞了30多年水电，经历了那么多水电工程，怎么一下子在怒江就成为“不保护环境的人”了？
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也倾诉着他们的难处，宣传部每年只有8万元办公经费。“怒江州每年一个多亿财政收入的概念是什么？不要说北京，还不到昆明一个村公所一年的收入！而今年，怒江州已经建州50年了！”
在解毅的《意见》中称，2002年怒江州地方财政收入1.05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14.7%。2003年上半年，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3.1%，经济增长幅度仅为5.9%。从1953年建州到1995年，国家对怒江州的投入累计9.7亿元，占云南总投入的不到1%。
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的一个逻辑是，只要水电开发了，老百姓就可以搬迁，也就可以脱贫，同时有了钱，有了钱什么就好做，可以搞旅游，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淹没了谷底以后，以前山腰中的风景就可以形成新的旅游景观。据《怒江报》2003年10月22日报道，2003年1至7月份，怒江州全州接待国内游客26.23万人次，海外游客524人次，旅游收入9825万元。
段斌甚至认为，十三级水电站的建成其实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他的理由是水电站的建成可以搬迁移民，从而退耕还林。而对于搬迁移民的补偿，怎么搬，目前只有大体的说法，还没有明确的方案。
据了解，怒江州境内有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大干流及其183条一级支流，水资源总量达955.91亿立方米，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占全省可开发量的19.9%。
地方政府毫不怀疑一个判断：水电开发可以脱贫,水电开发是怒江的最好出路，“全州各族人民齐心开发！”
环保NGO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东奔西走，发起各种活动，让怒江州“处境很难”。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说，现在他们很被动，上面要求“少说多做”。对“多做”的解释就是积极向中央反映怒江的实际情况，争取得到支持。段斌也称，目前状况下，上级要求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
云南大众流域负责人于晓刚说，当地政府称，既然环保组织反对水电站的兴建，就应该找出解决当地老百姓贫困生活的解决方案。“你们政府可是拿纳税人的钱，替老百姓着想这是本职工作，怎么能让一个民间的环保NGO来解决？”于晓刚对这种说辞非常生气。
但是即使如此，于晓刚他们还是积极为怒江寻求项目，帮助怒江当地百姓。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告诉《经济》，他们也在积极地筹备钱，“起码给当地小学建一些图书室”。为此，汪与她的同伴们到处义卖照片，到处游说，寻求国外基金，“我们都快成乞丐了！”
刚上场的新生社会力量
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保护怒江行动中，中国民间环保NGO表现出了让人钦佩的意志，展示了不容忽视的生命力，有理由相信，将来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将有越来越大影响力。
但目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还一直在夹缝中游走，步履蹒跚，声音微弱。
去年在云南召开的几次环保专家会议，昆明云南大众流域作为民间环保组织要求列席参加，得到的答复却是，首先要让他们明确立场：反对还是赞成怒江水电工程。如果反对，连列席的机会都没有。于晓刚感慨，与政府打交道太难了。
沈孝辉认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和量的发展，政府应该给环保NGO应有的地位。“政府应该和NGO沟通、协调，政府应该认识到民间的力量！”
“当环保NGO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政府老是在说公众环境意识怎么这么差；当NGO真正发展起来了以后，又害怕与政府作对，以致无法控制。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政府应该学会怎么引导民间环保力量的发展，让其成为一支推动环保发展的力量，而不是做一些徒劳地担忧！”
令NGO感动的是，他们越来越不孤独了，公众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环保的重要，“这比十几年以前要好多了！”
“我发觉我们的公众是最可爱的。”公众的声援、支持，一直是环保NGO们最大的鼓励。对此沈孝辉一直感激在心，沈从世界反坝会议回来后，在北京图书馆做了一个关于水坝的报告，当时有位50多岁的老同志参加会议后，马上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怒江的情况。
对于怒江十三级水电站，一位云南专家对沈说，“我是学者，关键的时候还会投反对票的，你需要什么，我给你提供炮弹！”沈的《怒江十问》，也就是在这样支持背景下产生的。
尽管怒江大坝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对于民间环保NGO们来说，这只是个阶段性的胜利，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强大的多的利益集团，怒江依然充满变数。
2004年年初，怒江州州委五届六次全会提出怒江发展的战略目标：两个国家级基地(水电基地、有色金属基地)、一个世界品牌(三江并流旅游区)。
华电集团张建新也认为，六库电站的环境评估报告估计还会批复的。
“不管怎么说，这在中国环保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前中国的环保NGO都只是停留在‘教育’的阶段，观鸟、种树、拣垃圾，就这‘老三样’，现在在怒江问题上却可以影响政府决策！这是一种飞跃！”一位观察人士评价认为。
2004年4月9日，夜色沉沉，汪永晨家中。对于怒江的前景，汪依然坚定自己的信念，她的神情有一些悲壮。
“即使怒江上最终还是建了十三级水电站，我们还是要告诉公众，告诉子孙，曾经的怒江是一个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