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能源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现在我国电力容量需求年4亿千瓦，预计2020年达9亿千瓦；目前我国电力主要以化石燃料为动力，出现煤电油运高度紧张的形势，例如石油年进口量已达1亿吨，对外依存度达40%，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我国是水电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是大部分没有开发，开发度仅20%（国外平均开发度达60%）。

     水能是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水电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但是水电开发不能不涉及生态保护的问题。例如怒江，水能资源非常丰富，干流天然落差4848米，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3640万千瓦，按13级开发方案，规划梯级总装机容量为2132万千瓦，超过三峡电站的发电量；而且，怒江水电开发条件好，淹没土地和移民少，是我国尚待开发的大型水电基地之一。但是，它的开发涉及生态保护和自然遗产保护等问题，引起各方人士的激烈争论。下面我就怒江电站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阐述以下意见和观点，供大家讨论。

　　一、关于河流生命的自然性和社会性。

　　怒江被认为是我国仅有的两条自然生态河流之一。为了维护它“自然河流”的性质，于是部分人士提出“不要在怒江上建坝，保留一条原生态河流！”这是反对怒江水电开发的重要理由之一。但是，我们认为：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讲，人类改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人类栖居的现实的地球，已经不是原来的纯粹自然的地球，而是由人类活动改变了的“人类学的地球”（马克思），或“社会的地球”。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指出，自18世纪晚期开始，地球已进入最新地质时代―“人类世”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既不能脱离自然来看待历史事件，也不能脱离社会来看待自然事件，人、社会与自然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类生命共同体，要以类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观点看待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现实的世界从自然到人，现实事物从其自然性向社会性发展，这是客观的、普遍的和深刻的发展过程。人类从制造和使用第一把石刀开始，到用火和造火，到现在发明、制造和使用高科技的工具，都是为了同自然作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取得更多更大的利益。这是文化。文化改变自然，它具有 “反自然” 的性质。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文化是为反抗自然而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和自然有冲突的一面。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这两者构成了一个家园，一个住所（“生态学”的希腊语词根oikos的含义就是住所）。从斗争走向适应——这就是当生物学从早期的达尔文主义，发展为成熟的进化生态科学时所实现的重要的范式转型。一种成熟的伦理学也要实现类似的范式转型。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必须转变成一种互补的伦理：人应以满意和感激的心情栖息于大自然中。”

　　人类文化发展不断加速地球从自然性向社会性发展。这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有一种反对干预自然的观点，它认为人类干预自然过程，引起大自然平衡破坏，这是人类最大的错误。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人类干预自然过程，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它引起自然界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然生态系统对人而言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但是，人类改变自然，不一定要破坏自然，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劳动，按照生态规律，可以建设比自然生态系统有更高生产力的、更加合理和更加美好的人工生态系统。这里，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旧有平衡，建立有益于人类的新的自然平衡。这是世界的进步。
（当然，人类局部时期、局部地域依据不正确的价值观掠夺和破坏自然导致更加不利于人类的不良后果，而需要调节人类的行为，这是另一个问题。）

　　其次，从实践的角度讲，怒江已经不是什么“原生态河流”。

　　虽然我们没有对怒江生命―它的水流、水量、水体和沿岸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实际的对比研究，但是它的“原生态河流”的性质已经改变，已经从它的自然性向社会性发展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
   千百年来，怒江两岸的人民，狩猎、采集或垦殖，特别是近数百年刀耕火种陡坡种植的粗放农业耕作，两岸生态已经受到严重破坏。今天的怒江峡谷，已经基本上见不到原始森林和植被，大部分是次生灌木和长有稀疏野草的荒坡，还有一片一片黄色的、“挂”在50度以上陡峻山坡之上的“大字报田”！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怒江两岸人民为了生存只能采取这样的生产方式。我们不能责怪怒江人民破坏了生态，他们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为了取暖和饮食，他们只能年复一年砍山上的树；为了果腹充饥，他们只能刀耕火种，挣得为数不多的土豆或苞谷！这就是贫穷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破坏的基本逻辑。由于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解放50多年了，怒江两岸人民仍然没有过上像样的生活，许多人仍然处于高度贫困的状态，他们需要有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在不懈努力，寻求摆脱生态破坏的途径。

　　依据上述事实，对于怒江而言，我们认为，
    第一，维护它的“原生河流”的自然性是不可能的，怒江实际上也已经不是“原生河流”或“自然河流”；
    第二，维护它的自然性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按照生态规律建造新的人工生态系统，可能比原生生态系统有更高的生产力，产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既对人有利，又对自然有利；
    第三，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作出一些改变，改变只考虑人的利益不考虑自然的做法。传统文化的发展常常以不正确的价值观作指导，例如认为只有人有价值，自然界没有价值，常常以损害自然价值的方式实现文化价值。

　　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大多是以损害自然价值为代价实现的，这是使 我们处于贫困与生态破坏两难处境的思想根源。我们需要改变对策，改变“反自然”的文化。就其本质而言，人类战胜自然或统治自然，不是客观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双赢”）相处才是客观规律，在“病态”的自然中不可能有健康的文化，因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以新的观点作指导，建设怒江新的生态系统，新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也就是说，人类活动必然引起自然界变化，而且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人类活动引起自然界变化也越来越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类破坏自然则不是不可避免的，依据生态规律我们可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这是我们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是我们的环境政策的基础。

　　眼前的现实是，怒江的原生态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怒江两岸贫困人民的生存愿望必须受到尊重，按照现在的生存方式，改善生存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如果只能按现有生存方式生活，自然生态将进一步受到破坏，不可能步出贫困与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

　　把怒江的全部人口迁往他处，让生态自然修复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许多生态破坏已是不可逆转的；

　　二、国家没有能力以生态移民的方式，撤出怒江两岸的49万人民。

　　出路何在？当地最主要的资源是水能资源，它的开发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可以使怒江两岸人民获得新的谋生手段，有了像样的生活，就不再需要破坏植被和陡坡种植，这应该是走出恶性循环，改变贫穷和恢复生态的可行出路。因而，即使仅仅从保护自然生态的角度而言，我们也是赞成怒江水电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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