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维：政治制度的生态转向

    如前所述，循环经济的实践需要人类从知识维度上进行科学技术范式的生态转向，生产维度上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态转向。但进一步探究，还必须注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维。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高效”带来的并不是美好的人类发展前景。从人类历史看，在农业文明晚期的1650年，全球人口为5亿，国民生产总值推算只有约1000亿美元，人均约200美元；到1830年工业文明在欧洲迅猛发展时，全球人口为10亿，国民生产总值推算约为3000亿美元，人均约300美元；2003年全球人口为63亿，国民生产总值约36万亿美元，人均5700多美元，是1650年时的360多倍，1830年时的100多倍，人均量是1650年时的近30倍，1830年的近20倍，按理，人类都可以过上相当富裕的生活，但不幸的是，全球今天仍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远远超过了农业文明时代全球的总人口数。1960年，全球最富有的20%的人的富有程度是最贫穷的20%的30倍，1991年这一倍数提高到61倍。1960年，世界顶端20%的人口拥有70%的全球收入，199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5%，其余的80%人口占有的份额减少了一半。巨大的贫富落差和社会鸿沟是人－社会－自然关系尖锐冲突的外在表象。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建构循环经济，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即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从而重新调整全球利益分配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认为，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和发展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利害冲突。随着社会物质运动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变更，社会政治的内容及其政治活动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不难发现，在人类政治生活发展史上，首先出现的是资源政治，其中尤以土地等自然资源为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谁掌握土地越多，谁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就越高。当代科技与政治密切结合，世界多极科技实力与多极政治力量的相互对应，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与国际政治力量中心的历史位移的一致性，已充分表明科技政治的力量。科学技术发展引发了全球环境问题，科技政治面临着新的生态转向。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实现要求拓展政治制度的内涵，从资源政治到科技政治，再从科技政治到生态政治，从而实现政治及社会管理制度的生态转向。这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其科学技术范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向得以真正实现的现实社会基础和前提。

    循环经济的生态转向，要求国家政府介入生态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进入政治制度结构。1969年，美国成立了对总统负责的环境质量委员会。日本政府在民众反对公害的抗议声中于1971年成立了环境厅。我国1974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小组，1986年成立了国家环保总局。各国政府都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出面负责生态环境问题，是政治绿化的重要表现。而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和发展主流。德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探索循环型社会的建立，颁布了《废物管理法》（1986年）、《包装条例》（1991年）、《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1996年）等法律法规。1997年日本通产省产业结构协会提出了《循环型经济构想》，预期到2010年，循环经济将使日本环保产业创造近37万亿日元产值，提供140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目前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资源再生循环法规。当前，我国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上也开始做出越来越多的努力。

    4、循环经济发展的文化维：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回归

    循环经济发展的文化维从人的存在本质上看，体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回归。马克思设想人类未来所要实现的就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 这就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原则。

    循环经济模式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各种人类文化思潮中，重构人类文明的生态回归。文化可以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一切总和，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切总和。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人类精神创造的总和，是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说：“人类的文明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 如果说农业文明脱胎于采集文明和狩猎文明，其时的生产只有人的生产和环境生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极小，远未超过自然的恢复能力，使得整个生态基本上呈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三级生态相，此时的自然是自然的自然，人和自然是自然的统一、原始的协调、低层次的和谐。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是人统治和主宰自然的生存方式。依据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人们认为只是人有价值，人是自然的主人、主宰者和统治者；自然界没有价值，它只是人改造和利用的对象与工具。自然的祛魅使得人类活动具有“反自然”性质：一是把大自然作为索取资源的仓库，向自然界索取越来越大量的自然资源。二是把大自然作为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向自然界倾倒数量越来越多、性质越来越复杂的废弃物。其结果造成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资源短缺为表现的自然价值的严重透支，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对工业文明的穷途末路，生态文明成为循环经济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维度。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呈现出这样三个阶段：自然的附魅（农业文明）－自然的祛魅（工业文明）－自然的返魅（生态文明）。从某种意义上，生态文化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回归到人类发展初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这种回归是一种典型的螺旋式上升回归。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76：62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6：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人民出版社，1976：25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518。　

    5、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44。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575。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118。　

    9、张雄，陈鸣达，文明：充满生死搏斗的神秘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