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类社会， 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 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工业的不断集中， 使得自然界的财富被索取得越来越多， 随之投向周围的废弃物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猛增、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恶化，导致生态危机逐步加剧，局部地区社会动荡，这就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并努力寻求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对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对全球发展的意义

    1985年，联合国大会创建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任其主席之后，它更广泛地被称之为布伦特兰委员会。委员会在2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召开了十几次会议，听取了数百位专家的意见，于1987年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委员会报告的题目就是“可持续发展”，它被定义为“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造成危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针对的就是自西方产业革命以来，传统经济对资源环境肆无忌惮地滥用、破坏行为，所以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绿色环境保护组织的大力拥护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可以说，面对着一个被污染地千疮百孔的地球，一段疯狂耗竭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历史，一个必须共同经历的未来，可持续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带有全新发展观、价值观的发展道路。然而在现实中，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该如何实践，确实存在着大量难解、困难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把这些现实中问题解决，把可持续发展提高到一个实践的层面上，那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会变得肤浅，就会像阿Q眼中的革民一样成为“美丽的口号、空洞的实践”。令人不安的是，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一直到现在，时隔近20年，环境资源的恶化却仍然以不可挽回的速度进行着。

    世界银行发布的《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向世人展示了严峻的现实状况：“世界人口在今后25年中将增加20亿，其中大多数为贫穷国家人口，从而将产生新的巨大需求，其中包括货物、服务，以及能够买得起的住房和临时住所的需求，这就要求加速经济发展并增加能源的使用……高收入国家人均使用的能源是发展中国家的5倍多，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15％却消耗世界超过半数的能源。能源产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环境的破坏程度。燃烧煤所排放的CO2是燃烧相同数量的天然气的两倍……在20世纪初，全球森林面积约50亿公顷，现在不足40亿。上个世纪90年代，低收入国家丧失了约6000万公顷森林面积———占其森林总面积的7％。全世界将近1万种鸟类中的12％易受到伤害或濒临灭绝，4800种哺乳动物中的24％和30％鱼类物种濒临灭绝。”同时，报告特别指出：如果不是以环境可持续方式获得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在贫困和人类福祉方面产生的影响将是损失惨重的！

    可见，虽然可持续发展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但是显然在将理论落实到实践操作的层面上目前还做得非常不够，全球资源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需要更有力的举措才能够更好被实现。

    全球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

    在全球环境承载力几近崩溃，资源面临耗竭的现今，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必要性就显得特别紧迫了。我们需要对于以往的发展模式以及对于资源环境态度作最为深刻的检讨和反思，重构起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制度和人文环境。

    （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

    这里所谓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以无限制地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把自然环境当作天然的垃圾场，无所顾忌的排放有毒有害物质。在现今的世界各国中，绝大多数的国家仍旧秉持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不断恶化的环境中实现着对于物质经济持续增长的不懈追求。在你追我赶的国际竞争之中，在GDP节节攀升的欣喜中，大家都忘了叩问一句：增长，是为了什么？按捺住对于经济增长的狂热，将理性的思考回顾到整个发展历史，我们会找到答案：增长，是为了人类的福利。

    250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而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将易开采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品确实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福祉。但是在那个时期的人类经济活动，尚不足以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人们可以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依然享受到大自然慷慨给予的宜人气候、鸟语花香和丰富资源。也许就是这种成功的狂喜冲昏了人类的头脑，误以为物质越丰富，人类的福利就越好，全然忘却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世界各国关注的GDP指标就是一个清楚的例子。GDP是广义国民收入指标之一，虽然考虑了对资源产品的中间消耗，但它还是建立在自然资源无限多、生态环境永远良好的假设之下。在这样一种假设下将GDP的增长与居民生活水平联系起来是合理的，GDP数值越大，那么生活水平就越高，较高的GDP被视为富裕的标志，因此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追求就表现为对GDP增长速度的追求，这是庇古的三个福利指标之一，即国民收入的规模大小。而未考虑环境破坏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这导致不必要的消费，物欲横流，而其结果就是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现行的GDP核算指标就无法再恰当的充当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反而会扭曲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向。对GDP的追求就不再是提高社会福利，而是由于损耗环境、破坏生态而限制减少了社会福利。

    所以说，我们完全应该重新审视自身的福利指标，重新审视自然资源的价值所在。人类的福利不仅仅包括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繁荣，更应该包括自然环境所营造的宜人环境，如果环境恶化、污染遍野，那么即使经济再繁荣，也会被环境恶化带来的影响所抵消，从而降低人类的福利指数，毕竟自然环境资源所带给人类的生态价值是任何人造资本所无法替代的。更何况，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严重依赖自然环境和资源能源的。

    因此为了人类自身健康舒适的生活条件，为了全球自然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我们必须终结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廉价而劳动力稀缺的“牧童经济”转向资源可以被重复利用的“飞船经济”。这样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两点是最为关键的：

    首先，它必须是一种渐进而大规模的反向替代，即以人类劳动替代从环境中提取的自然资源和能源。换句话说，要真正做到保护环境，可持续利用资源，我们就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非物质化的服务经济。这并不是说不再需要物质商品，而是意味着除了一次性消耗的产品如食物之外，企业始终是其产品所有权的拥有者，消费者只能购买到产品的使用权。换句话说，企业出售的是他们产品的服务。服务经济的优点就在于能够有效地激励经济活动，并可以和长期生态可持续性保持一致。企业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就会有很强的动力去设计寿命长、易回收再利用的产品来使其成本最小化。那么，产品的更新换代少了，回收再利用多了，对于环境资源的冲击自然也就小了。可以说，通过服务经济可以比传统经济节省数倍的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有力策略。

    其次，在生态科学的基础上致力于物质的循环利用。只有企业来充当回收利用产品的角色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其它废弃物。我们都知道“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却都不清楚把垃圾转变为资源的合理途径。因此，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利用值得人类好好的学习、借鉴，把人类生活中的废弃物按照科学合理的路径进行封闭式的循环利用，把每一处的垃圾都变成另外一处的资源能源。

    当然，推翻已经在人类生活中运行了数百年的经济秩序实非易事，有很多现有体制下的利益团体会成为最大的反对者，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会丧失发展的机会，但是考虑一下亟待挽救的岌岌可危的自然环境，考虑人类下一代的生存空间，孰轻孰重？我们还需要犹豫吗？

    （二）世界各国间的通力合作

    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切切实实的言行必果！伴随着国际贸易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日趋成熟，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也在以一种人类难以控制的方式迅速在全球蔓延。环境恶化的后果不会因为一道疆界而产生分隔，最终地球上的人类将共同面对。因此，针对全球性的污染以及资源稀缺必须由世界各国间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解决，而反之，如果各个国家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互相拖沓扯皮则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很大的障碍。如《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关于特别是水禽生境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等国际公约都是国际间努力协作所达成的，对于自然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很多国家至今没有加入到这些条约中来或者是虽然加入却没有按照条约规定的内容来实施。环境资源方面的国际条约往往越少约束力和有效的实施机制，所以各个国家都应该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对待。

    另外，除了国家间的合作之外，特别要强调发达国家对于环境恶化要负上主要责任。发达国家最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尚处在手工操作阶段的时候就已经大肆烧煤，运用机器了。而发展到现在，发达国家仍旧扮演着使用资源能源主要使用者的角色：低于世界人口20%的西方国家，却消费了80%的世界资源，如果地球上9——11亿人享受当前美国或欧洲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则意味着总物质和能源消费大约要增长10倍。从“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出发，发达国家也应该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对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如美国，虽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却至今不肯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而在不少条约中，发达国家允诺给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也很少得到兑现。

    所以，考虑到全球环境资源在地域上越来越难以区分，世界各国合作产生的效果将更为显著。各国政府应该认识到所处的环境资源危机是整个地球所共有的，并且发达国家要付出更多努力。

    （三）改革全球化环境管理

    社会发展至今，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组织等国家组织已经在全球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全球化的环境管理也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全球峰会之后便拉开了序幕。但是不可否认，全球化的环境管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1 绿化国际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众所周知，在规范国际贸易秩序、解决国际贸易冲突的方面，世界贸易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准司法机构，一个全球政府的雏形。但是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角度看，世界贸易组织却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环境保护、可持续意识逐渐加强，并且反映在大量的国际性条约和环境保护原则上，但是世界贸易体系的法规却没有渗透到这一股绿色的洪流中去。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组织的许多条款规定和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原则产生冲突，例如，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于1992年6月在地球峰会得以通过。它宣布：“当存在严重的和不可逆转的破坏的威胁的时候，不得以其缺乏足够的科学确定性而推迟执行保护环境免遭退化的有成本效益的措施。”而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却要求健康及安全法规应当建立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如果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就不能建立相应的健康和安全法规。从表面上看，世贸组织的这一要求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在实践中，关于判断保护性措施的科学依据是否充足的标准，各个国家常常各执一词。另外，世贸组织关于与过程相关的贸易限制的规定对保护生态资源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此项规定认为各个国家的贸易限制只能针对产品本身而不能就产品的产生过程加以限制，这就从一个侧面鼓励了一些忽视环境资源保护的个体或国家有机可乘，在破坏环境、滥用生态资源的基础上制造产品，与可持续利用背道而驰。如美国的金枪鱼案例就是如此。 也难怪有学者称：“世界贸易组织把保护利益的要求置于保护人类和其他种群的生命的要求之上。”

    世界贸易组织是规范直接贸易的，至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然而国际贸易在当今社会中对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产生了越来越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绿化”改革，将对于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融入到世贸组织的规范、决策中去。

    2 构筑全球性公众参与的基础

    可持续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关键之一就是鼓励公众参与，特别是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NGO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保护活动中作为主要的活动者和合作者出现，并在包括环境教育和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在内的许多方面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帮助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方案和行动计划，制定EIA的规范；他们也通过环境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倡议作用；他们还提供法律服务以帮助市民、其它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实施公众参与权利和参加司法活动。许多研究都表明NGO在监督国家行为和促进多边环境协议的执行中起着的重要作用。对民间团体在实现地球首脑会议目标中的作用理解的改变，促使了自然资源共同管理原则的采用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私有部门在制定标准和编制环境政策或行动计划方面的密切合作。

    3 加强全球环境监控

    如前所述，尽管国际间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条约数量与日俱增，但是现实状况却仍在不断恶化。这其中，各国政府“言行不果”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国际条约往往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因此为了贯彻国际条约的精神，使缔约国实现其在条约中的承诺，除了缔约国自身的自觉行动以外，必须加强现有的环境监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