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对话人物
　　王如松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国际生态学会及国际生态工程学会执委，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81年以来一直从事城市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生态理论、方法及产业生态工程集成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和国际合作课题。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规划、产业生态工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应用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访谈精典导读
　　生态文明，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
　　寓环境保护于经济建设之中，强调一个“合(in)”字，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这种环境与经济的真正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
　　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
　　财富是形，健康是神，文明则是本。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本抓起，促进形与神的统一。弘扬生态文明是重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传统文明只包括精神文明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而广义的生态文明不仅包括体制的内容，还应包括人们的认知。
　　生态文明是人们贯穿经济、社会、自然的一种观念更新、体制革新和文化振兴，是科学发展观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具体体现。
　　环境和经济双赢不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要社会、经济、环境的三赢。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环境的发展。
　　
　　对话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如松
　　采访人本报记者 刘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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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关键思路
　　天人关系的文明
　　记者:什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应包括哪些内容？
　　王如松: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态。
　　生态有3种内涵:首先，生态是一种关系，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周围环境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其次，生态是一门学问。一是哲学，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科学，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系统科学；三是工程学，是模拟自然、生态结构、功能、机理来建设人类社会和改造自然的工程学或工艺学；四是美学，是人类品味自然、享受自然的审美观。此外，生态用于人类社会还表示一种文化，是人和环境在长期磨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脉、肌理、组织和秩序，是天人关系的文化。
　　至于生态文明，是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明，涉及体制文明、认知文明、物态文明和心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在保持与自然平衡的前提下不断进步的一种状态。我国古代汉语中，文明这个词具有文采、文藻、开明、明智的意思。文明和文化在18世纪欧洲各国通常作为同义语使用，都是知识、信念、艺术、伦理、法律、习俗、风尚等的综合体。狭义的生态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应的人类开化和进步的一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状态；广义的生态文明则指人类在改造环境、适应环境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人与自然持续共生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以及资源开发和环境影响方式的总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广义的生态文明，包括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哲学、科学、教育、医疗、卫生)、对生产经营方式的组织(产品的纵向、横向和区域组织方式)、对人类行为的规范(道德、伦理、信仰、消费行为、价值观)、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制度、法规、机构、组织)，以及有关天人关系的物态和心态产品(建筑、景观、产品、文学、艺术、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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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生态文明的历史关键思路
　　中国延续和传承了生态文明
　　记者:生态文明是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吗？中国是否有着悠久的生态文明历史？
　　王如松:从历史上来看，生态文明一词不是西方发明的，而是由四大文明古国，特别是中国创造、延续和维持下来的。我们的祖先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包括道理(即自然规律，如天文、地理、物候、气象等)、事理(即对人类活动的合理规划管理，如政事、农事、军事、医事等)、义理(即社会关系的规范，如道德、伦理、法制、纲常等)和情理(即个体行为的准则，如信仰、心理、习俗、风尚等)。个体的生存、竞争必须合乎道理和情理，但群体的共生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却有赖于事理和义理。中国封建社会正是靠着对这些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靠着物质循环再生、社会协调共生和修身养性自我调节的生态观，维持着其3000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世界7％的耕地和水资源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形成了独特的华夏生态文明。
　　当然，最近200多年，我们不仅科学上落后，传统生态文明也在衰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但是传统社会的生态自生和共生机制有所削弱。西方有宗教在平衡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社会心态。中国人本质上是不信宗教的，但我们却有2000多年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荟萃的中华文化，维持社会的稳定持续。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单位观念、社会共生能力很强。人的动物本能是温饱境界，市场经济基于功利境界，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还必须有道德境界、信仰境界和天地境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传统文化全部砸烂，市场经济恢复了功利境界极度膨胀，但道德、信仰境界却相对滞后。只有5类境界相辅相成，我们的现代化才可能持续。八荣八耻、三个代表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就是要解决这后几类境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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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生态文明的发展关键思路
　　国际社会广泛重视
　　记者:生态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重要历程？
　　王如松:生态文明在国外属于人类生态学范畴。从现代来看，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形成了人类生态学。他们提出把自然生态的一些原理应用到城市中，管理好城市社会，这是城市的生态文明。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利奥波德1948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和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准则，即人只是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使人作为自然的主宰。土地伦理学提出在农、牧、渔等农业活动中应善待自然、善待土地、善待牧场、善待海洋，使其能够持续利用。这是农业生态文明的表现。
　　美国著名海洋生态学家卡尔逊1960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是近代生态文明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卡尔逊呼吁人类不要残酷地对待自然，要恢复理性，倡导一种生态的、合理的文明。这本书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引起从政府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生态文明的又一个里程碑。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结论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要善待地球、善待环境，保护环境应该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解决了一个“或(or)”字。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是环境和发展要平衡，强调了一个“和(ＡＮＤ”字。但实际上，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绝对地平衡。在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里约10年环境高峰会上，又提出寓环境保护于经济建设之中，强调一个“合(in)”字，在发展中保护环境。这种环境与经济的真正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观。
　　经过近200年工业化的正反教训，生态文明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人口密集、资源压力大的欧洲和日韩等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中蔚然成风。主要表现在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和价值观的革新；体制法规的健全和生态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创新；以及全社会生态知识的普及和生态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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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建设生态文明的意义关键思路　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需要通过生态文明本身获得经济效益
　　记者:我国对于生态文明概念有哪些理解？
　　王如松:国际上的生态文明观大致有三大派:一是生态掠夺派，主张先污染后治理。早期工业化国家大多走的是这条损人利己的工业文明道路。今天我国的高速发展既没有全球殖民地廉价自然资源和劳力，也没有百年的时间去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健康，这样回归工业文明没有前途；二是生态回归派，一切原始生态系统都是合理的，什么都不能动，改变的都得恢复，一些激进的环保组织持的就是这种观点，这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其结果只能是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是文明退化观；第三是生态建设派，主张适度开发资源，但不能超载，生态系统不仅需要修复，也可以顺应生态学规律去人工创造，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协同进化观。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生态学会前理事长、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马世骏就提出，社会的发展不能只要经济，也不能只要环境，还应该要有社会。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这一理论主张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
　　现代生态文明不仅要强调和谐、循环，还要强调效率、发展的力度。1985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高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现代的生态文明强调的是全球化、发展的速度、发展的效益。因此，我们既要有传统发展的稳定性、和谐性，又要有现代的力度、效益，这两者要均衡。
　　我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是环境友好、生态持续的，但这种持续是在低技术、低效益、低规模、低影响基础上的持续，其认识论基础是顺天承运，技术手段是小农经营，生产力不高。我国整体上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我们的建设既需要发展的稳度又需要发展的力度；既需要节流，又需要开源；既需要循环再生和自力更生，又需要开拓竞争和外向共生。现代生态文明必须在吸取传统农业生态文明再生和自生精华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竞争经济和共生经济，在自然生态承载力允许范围内实现线性与循环叠加的螺旋型增长。如果只强调物质的闭路循环而忽视产业发展的力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骤会十分缓慢。两条腿走路，才是完整的循环经济。
　　记者: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王如松:答案是否定的，江苏省大丰市生态市建设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大丰市是苏北沿海淤长型滩涂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从1987年开始，在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科委的支持下，我们配合大丰县人民政府编制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县级市规划。
　　规划分成3个阶段:1990~2005年，是生态市建设的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社会全面启动、观念转型和能力建设阶段；2005~2020年，是生态市建设全面展开、产业转型和体制改革阶段；2020年以后，是生态市建设全面优化、社会转型和功能和谐阶段。
　　第一阶段完成后，我们组织了对过去15年经验教训的回顾性研究。研究发现，大丰市实际上虽然只接受和实施了规划内容的一小部分，但过去15年，大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3番；2004年GDP比1986年增长100亿元；城市化水平从1992年的16.5％增长到2004年的38.7％；三次产业比例由1986年的53.1:28.6:18.3调整到2004年的29:39:32。大丰原来是全国2000多个县中处平均水平的县，2004年，已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95位。15年来，大丰环境基本保持在规划实施初期的水平，没有随经济发展同步恶化。广大干部群众的生态意识和认知水平以及市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得到数十项国家级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荣誉称号。
　　记者: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是什么？
　　王如松:过去100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戊戍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两次世界大战到3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整个中国正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旧的文化连同其精华与糟粕经过一次次革命和运动被逐渐否定，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先后涌入中国。各种传统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文化交相作用，华夏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改变。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国城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民富国强、日新月异。
　　在庆幸大好形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一些地区，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密集的人类开发活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物耗、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给区域生态系统造成了强烈的生态胁迫效应。几乎所有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和殖民地国家的生态破坏问题在这些转型期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的进化和环境的退化在这些地方同样触目惊心。
　　环境问题的生态学实质是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和耗竭；系统耦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局部和整体关系上的短见和调控机制上的缺损。一些地方物欲横流、生态滞竭、心浮气燥、假冒伪劣的现象不乏其例。其核心就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文化关联的失落和认知的滞后。生态文明的振兴和人类生态的恢复已刻不容缓。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可持续发展为口号，一场社会、经济、环境和科学领域的生态革命正在各国悄悄兴起。这场革命的实质是逆转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退化趋势，恢复人和自然的生态潜能，从技术、体制、文化及认识领域重新调节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态意识和生态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市场经济的城市社会向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过渡。在新一轮生态革命中，现代化的内涵不再是高能耗、高消费、高自动化、高生态影响的工业文明，而是高效率、低消耗、高活力的生态文明。其生态痕迹将从消极的污染型、破坏型向积极的恢复型、建设型演变。现代化的目标已从一维的社会经济繁荣走向三维的复合生态繁荣:财富、健康、文明。这三者中，财富是形，健康是神，文明则是本。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本抓起，促进形与神的统一。弘扬生态文明是重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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