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除自然变迁因素外，主要是历史上人为因素长期作用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尤其是在近现代人口激增的压力下，又忽视自然规律，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所进行的盲目开发、掠夺性开发酿成的苦果。

　　人类对西北的开发，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曾经出现过汉唐时期西北经济的辉煌，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对于巩固西北边防，建设西北经济做出过突出贡献。但是人类的开发活动必须要考虑客观条件，遵循自然规律。若开发超出一定的限度，忽视开发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就会演化成对自然生态的一种破坏，西北地区的开发历史也体现着这种规律。
　　1.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以屯田开荒为主要形式的开发活动在较长时期和较大范围内影响着西北自然生态系统的变化，形成了西北地区荒漠的缓慢扩张。
　　西北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始于西汉。汉武帝在收复河西、控制西域后，曾将内地大批人口迁至河西和新疆，以自然绿洲为依托引渠水灌溉农田。同时在黄土高原也开始毁林毁草开垦。
　　曹魏时期，曹操发布《置屯田令》，认为西汉“孝武以屯田而定天下”，继续坚持西北屯田。
　　隋唐时期，西北屯田开发进入新一轮高潮，农耕业在西北普遍推广。此前人们开荒主要是在平原地带，自唐以后屯田又向深度发展，开始毁坏山地林草，开垦山地。在北方这种现象主要就集中在黄土高原（注：参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 ～245页。）。
　　明清时期的西北屯田规模很大。明代在陕北屯田，据《明径世文编》记载自永宁（今离石）至延安、绥德途中“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清代将黄土高原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数以百万计的草原开垦为农田（注：参见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在甘肃敦煌一次迁来的屯田户就有2405 户之多（注：刘普幸：《河西人口与绿洲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研究》，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88年第1期。）。 在新疆也有大规模屯田的记载。
　　解放后，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青海、新疆在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下屯田开发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人类漫长的屯田开发史，在局部地区、具体时间段内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从整个历史的角度反观其影响又是十分惊人的。西北屯田区基本属于干旱地区，一种是将原来的森林草原植被毁灭后开垦，如黄土高原，造成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再一种是以自然绿洲为依托，引用河水灌溉开辟新的人工绿洲，如新疆、甘肃河西和青海。但是这种河流中游的人工绿洲开发常常以流域下游天然绿洲大面积荒漠化为代价。现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库尔勒地区、河西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盆地、黑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就正经历这种痛苦的转化。如黑河流域沙漠化发展速度达2.6％～6.8％，已成为世界上现代沙漠化发展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注：程国栋：《论干旱区景观生态特征与景观生态建设》，载《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期。）。另外在屯田开发中，由于历史上生产力低下或其他经济、政治、自然的因素，常出现已垦地的搁荒，由于失去原始植被的保护这些土地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沙化。新疆南疆地区自古农耕业发达，千百年来人类经济活动在生态环境变迁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且末至若羌及和阗，普遍出现了沙漠南移绿洲后退的情景。和阗附近，已知的有一定影响的古代遗迹，绝大部分被沙漠吞噬。现代交通干线所联络的县城都在古遗址以南靠近昆仑山的地带上（注：杨镰：《荒漠独行—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在盆地北缘汉代屯田区早已荒废，而居民点不断向北移，原塔里木河老河床位于现在河床以南80 ～100KM的沙漠中（注：《丝绸之路漫记》新华出版社，1981年出版。）。在河西走廊的黑河沿岸汉唐时期所谓的黑水国遗址也被黄沙掩埋。这揭示的是千百年来沙进人退的痛苦历史。
　　2.西北地区因人口不断增加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过量的人口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就向自然界进行一系列过度开发和索取，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西北人口的增长，尤其是近现代暴增，是河西生态恶化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据联合国1977年在内罗毕召开的沙漠化会议上制定的干旱地区土地对人口的承载极限是7人／KM[2]，半干旱地区是20人／KM[2] 的标准来衡量，西北荒漠化严重地区的人口压力是十分巨大的。西北基本上属于干旱地区，在甘肃河西人口密度为15／KM[2]， 在包括极干旱的甘肃中部地区在内的河东人口密度高达101人／KM[2]。在甘宁交界的定西地区和西海固，由于人口太多，原有的地表植被破坏殆尽。仅以能源不足为例，80年代及以前，当地农户为了获取薪柴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据对定西县调查测算，一个五口之家每年要铲草皮30亩左右， 每挖尽3～4M[2]的草坡，才能获得0.5公斤的草根，“以致该县北部山区的荒山荒沟一年四季见不到绿色”（注：吴新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 在西海固的西吉县，1980年全县共消耗草根1.23亿公斤，每挖1M[2]山坡， 才能获得0.25公斤草根，为此需要挖掘490KM[2]的地皮（注：参见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这种不择手段的索取，使当地草根挖绝，赤地遍野，结果自毁家园。类似的情况在青海、新疆等省区也很普遍。青海柴达木盆地建国以来人口增加了20倍，城乡居民多年靠滥挖乱砍固沙植物红柳、棱棱和乔木取薪。“据调查在大格勒乡204户人家，每年要烧掉100万公斤红柳，按此推算，全盆地每年要烧掉5000多万公斤”。造成盆地原有的固沙植被3000多万亩中的1／3以上被毁，天然林自50年代到80年代被伐20多万立方米，森林面积由原来的7.1万亩锐减至1.5万亩（注：黄维、牛耘：《西北地区沙尘暴的危害及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吕昌河．《柴达木盆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与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在新疆和田、墨玉、洛甫三县， 因人口激增， 每年需樵采薪柴47.5万吨，为三县天然植被年总生产物量的8倍。在策勒县仅城镇居民一年就燃去1300公顷沙漠灌木的全部植物量（注：胡文康：《二十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及其变迁》，载《干旱区研究》1992年第4期。）。
　　人口增加还引起过度开荒，在陕西终南山，清初以前深山老林绵亘800余里，但是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许多外来流民入山垦荒。1799 年嘉庆帝谕旨“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他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既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当时采伐不间株，又只伐不植，破坏性极大。结果是终南山森林大面积被毁，原始生态系统遭破坏，暴雨成灾，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由于人口的增加，造成了淡水资源的严重不足。新疆塔里木盆地人口由西汉时的23万人发展到清初的150万人，清末的177.9万人，解放初期的303.9万人，80年代增至574万人，每平方公里超过了8人。90 年代更增至705.8万人。塔里木水系也经历了自然状态到支流断流、 干流水量减少甚至断流的变化。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现已无水增补干流。塔里木河下游180公里的河床已基本断流。 按照现在流域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预测，到2010年将用完塔里木盆地地表径流总量（注：夏德康：《新疆塔里木河变迁与水资源》，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2期。 胡文康：《二十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及其变迁》。）。
　　人口增加还造成草原超载导致草场退化。西北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自50年代初至80年代人口增长新疆为1.84倍、青海是1.56倍、甘肃是1.72倍。由此导致了放牧超载和草场退化。同期草场面积减少幅度是新疆为64.9％、青海是61.1％、甘肃是65.5％。生态恶化使草场生产力下降十分严重。荒漠界限较60年代向草原带推进了50公里。新疆荒漠盆地的荒漠向山地荒草带推进了100～200米（注：《96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报告》，国家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什委国土地区司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总之，在西北地区，由于人口增长特别是清代以来人口暴增，造成对生态环境前所未有的破坏，本来就稀疏的山林被砍伐殆尽，大面积地表植被被开垦和滥挖，干旱风沙、水土流失日趋肆虐，所以，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有着密切的直接关系。
　　3.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求富心切，为了获取物质财富不惜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开发，同时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有限，在制定政策上出现一些失误，造成对生态环境严重的人为破坏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加剧了西北生态环境的恶化。
　　人类开发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物质财富。其常常导致人们只顾眼前的利益而对自然界采取掠夺式的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这一问题上首当其冲的是森林资源。新疆因地处亚洲腹地森林资源尤其珍贵，但是近代有开采条件的地方和近城村处的森林常遭噩运。奇台“孚远南山名松山，松杉弥望无隙，山势平衍，居民多窃伐者”（注：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新疆近代有专门从事木材交易市场“市廛垛积，不乏巨材，往往通衢建棚，榱桶、梁柱、数里不绝”有俄国商人专门在此地从事木材买卖生意（注：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塔里木河两岸原来分布着世界上最大的胡杨林，1958年航测为686万亩，现在仅剩下150多万亩（注：聂晓阳：《留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宁夏两大林区罗山天然林区到近代后期因滥伐的结果，大都已破坏。在贺兰山林区，民国年间出产木材的山沟有16条之多，常年在山中伐木者有100～200人（注：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研究》（下册）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
　　在黄河支流洮河上游，原来两岸皆为森林覆盖，但后来仅四五年的滥伐，凡临近洮河的林木，几乎被砍伐一尽。根据40年代初期推算，每年在洮河上游经洮河放伐的木材在四万株以上。在长江重要支流白龙江流域，每年也有大批木材被砍伐。建国后，森林大面积被砍伐的情况仍然严重。敦煌的天然灌木林消失了29万亩，武威地段祁连山林区减少了37万亩（注：黄维、牛耘：《西北地区沙尘暴的危害及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对西北开发手段的现代化和开发力度的加强，在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往往很少考虑甚至根本就无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难以弥补的毁坏。在陕西省靠近晋蒙的地区，因为发现大规模的优质煤田而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能源基地。但是自开采建设以来却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不足。随着采掘范围的扩大，该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总面积的86.5％，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入河总量的1／4，该区域人为破坏植被面积达266000亩， 仅神府、 东胜矿区废土废渣堆积达6800多万吨，其中有60％直接倾倒于河流（注：吴新年：《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在甘肃省石羊河支流黄羊河上游的河源双龙沟，由于在17公里的河床上发现金矿，从1884年～1987年超过4万人的淘金大军涌至该地， 在淘金过程中，使水源涵养植被惨遭破坏，河床两岸阶地植被毁灭性破坏面积达73万M[2]（注：黄维、牛耘：《西北地区沙尘暴的危害及对策》，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 在新疆塔里木河域由于良好光热条件极适宜于棉花生产，近年来，棉农蜂拥而至，在河两岸用推土机汽车等机械乱垦荒地，包括胡杨树在内大量原始植被被连根拔起烧毁。沿河乱开口子架泵引水灌溉，导致下游原来水草丰美、人畜兴旺的绿洲严重沙漠化，维护当地生态平衡的胡杨林大面积衰败死亡（注：聂晓阳：《留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给未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人类在各种开发活动中还由于对自然规律缺乏正确、科学的认识，或者在制定政策上的种种失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资源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仅黄河流径该区域，就有16亿吨泥沙输入河中，造成黄河水量在世界各大河中排名第25位，泥沙含量却为世界第一。当地群众千百年来因生产力低下，对自然规律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片面扩大耕地面积来维系生存，造成严重的开垦过度。在黄土丘陵地区耕面积占土地总面积40％～50％左右，在宁夏固原、甘肃定西更是无尺寸不耕（注：参见吴传钧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这种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思维认识必然造成对水土流失危害熟视无睹。属于黄土高原的渭北旱塬，气候类型多属于温带半湿润偏旱类型，宜林宜牧地很多，但由于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形成毁林开荒，毁草种地，同样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注：王罗红：《渭北旱原农业发展途径探讨》，载《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4年第3期。）。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中， 青海曾将自然条件良好的1000万亩冬春草场开垦种地，但后来因这些地方大多不宜农作物生长而被弃耕。由于失去地表植被保护，地青裸露，加剧了这些地方的沙漠化程度。共和县塔拉当年开垦的10.67 万亩土地现在已全部演变成流沙（注：王罗红：《渭北旱原农业发展途径探讨》，载《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4年第3期。）。 这类例子在西北地区十分突出，而其中的教训也尤为深刻。
　　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找出种种自然原因来阐释西北生态环境的恶化，但是我们却无法回避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单独、或者交替着发生的作用。由于我们清晰地看到人类的种种行为对自然生态直接或间接破坏是何等的怵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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