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总结历史是为了直面现实，揭示问题是为了最终解决问题，这是研究探讨的初衷。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严重影响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并制订科学的治理目标和措施。

　　西北地区生态的变迁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经济甚至是社会政治问题。有史记载以来，西北地区旱灾、水涝灾害、沙暴灾害、虫类灾害、饥荒灾等都呈明显的增长趋势，其无不与生态环境恶化相联系（注：参见袁林《西北灾荒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建国后党和政府在防灾减灾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但是西北各种灾害频发趋势有增无减，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西北人民的生存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西北五省区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年经济损失高达116亿元，其中新疆71亿元、青海16 亿元、陕西15亿元、甘肃10亿元、宁夏1 亿元（注：徐炳文主编：《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概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成为制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现在我国东西部差距问题、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而西部就处在这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邓小平曾讲到“有百分之十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55页。），“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在西北贫困的类型上， 生态环境恶化型导致的贫困占据突出位置。甘肃省18个干旱贫困县，都集中在水土严重流失地区。美国世界问题研究公司总裁巴尔尼博士对此尖锐指出：“黄河流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注：甘肃省计委编《甘肃国土资源》第315页。）如果这些地区节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得不到落实，盲目性、掠夺性开发得不到控制，自然生态环境得不到改善，人民群众温饱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生活没有大的提高，就必然会影响到社会进步、国家稳定而成为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民族区域占总面积的84％，如果由生态恶化引起的贫困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势必会影响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所以邓小平告诫我们“落后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恢复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立足于西北地区特殊的区情以从根本上防止荒漠化为目的，从关键的水问题入手，制定出西北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近期目标、远景目标，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去实现。
　　1.近期目标　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延缓和控制西北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
　　西北位于亚洲腹地，其周边的环境正处于整体恶化之中。西北干旱、半干旱生态条件决定了水资源的稀缺性。西北以内流河为主，水源补给、流域自身净化能力、排泄能力都十分有限，地表植被种类少、覆盖率低、损坏后恢复困难，在多风沙、蒸发量大的条件下土地极易沙化、盐渍化，所以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有效控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
　　第一，切实保护西北地区的水源涵养林和天然灌木草原植被。特别是重点保护长江黄河源头、祁连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六盘山等地的原始森林植被。我国虽然颁布了《森林法》，在西北主要林区划定了自然保护区并进行大面积的封山育林，但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追求眼前利益所致，盗伐林木、毁草开垦事件仍然屡见不鲜。所以加大天然水源涵养林的保护力度是十分重要的。近期在西北荒漠绿洲地带资源开发中，必须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对于可能造成生态破坏的开发活动必须停止，要将经济开发纳入生态因素制约之下。同时还需要大力提倡种树种草，适时适地种植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经济林、薪炭林。林草植被能最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气候干旱和荒漠化。根据有关研究，植被覆盖度达到30％以上是有效防止沙漠化发生的指标。植被覆盖度达到5 ％～15％，是沙漠化开始得到控制的指标和半固定沙丘稳定性的指标（注：申之材：《柴达木盆地自然环境基本特征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体系建设》，《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 甘肃河西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提出的保护青龙（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发展绿龙（绿洲）、锁住黄龙（北面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对于新疆、青海具有相同地貌、生态的地区有普遍借鉴意义。我国长期实行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对有效防止风沙灾害、维护绿洲生态系统发挥了明显的效益。在西北还要根据客观条件在生产实践中坚决做到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农则农，逐渐将一些地方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特别是坡度超过25°的山坡地坚决退耕、还林、还草。
　　第二，对西北有限珍贵的水资源，做到区域内以“节流”为主，以“开源”为辅，使其开发利用更加科学合理。西北地区缺水是根本的问题，但是同时又存在着水资源大量浪费。所以立足当前西北水资源可开发利用总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对于控制生态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水资源匮乏有重要意义。
　　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特殊的气候和地质地貌，使许多地方水贵如油，但这里有相对较多的雨水可以利用，如渭北旱原大部分地区常年降水在500～600毫米之间（注：王辉等：《渭北原区旱作农业高产稳产配套技术的探讨》，《干旱地区农业研究》1994年第4期。）。 宁夏南部西海固也大致如此，年降雨量六盘山区是600毫米，南部丘陵区是400 ～500毫米，沙滩地貌区低于350毫米。 若利用得当绝大部分地区降雨量能基本满足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近年来在社会广泛支持下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和宁夏等地实施了雨水集流工程，就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群众受益的事业。这对于解决温饱问题，缓解生态压力具有明显的作用（注：韦惠兰等：《黄土高原半干旱区集水农业效益分折》、《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
　　以灌溉农业主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肃河西、青海柴达木盆地，通过节流开源，发展节水农业有巨大潜力可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目前缺水约13～18亿M[3]，但是反映在塔河下游的严重缺水却与上、中游水资源的惊人浪费相联系。塔河流域绝大多数水用于农牧业生产，但是干支斗渠跑漏严重、灌溉技术十分落后。以源流灌溉为例，毛灌定额平均高达1300～1450M[3]／亩，若通过节水措施降至1200M[3]／亩，按现有灌溉面积计算，就可以从塔河中少引水27亿M[3]。同时在焉耆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其开采量可达10.3亿M[3]（注：夏德康：《新疆塔里木河变迁与水资源》，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2期。 胡文康：《二十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及其变迁》。）。所以，通过节水灌溉和适度开采地下水，缓解甚至解决塔河供水不足引发的下游生态危机是完全可行的。
　　甘肃河西地区，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64.3亿M[3]。仅以农业为例现有水地面积940万亩，亩均用水750M[3]，毛用水总量达70.5亿M[3]（含重复利用量）。此外还有工业及城镇人民生活用水，所以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但是论证分析，科学先进的农业毛用水量为亩均500M[3]， 所以通过采取干支斗渠防渗漏和各种节水灌溉措施就可节水10.5亿M[3]（注：温友祥：《关于再造河西的若干问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报告选》1999年第1期。），这对于河西生态保护、 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青海柴达木盆地，地表地下实有水资源总量为49.056亿M[3]。最大可用水量是39.73亿M[3]。1995年盆地工农业及城乡人民生活用水量为7.2亿M[3]，其中农业用水量达90％。但由于供水设施老化设计标准低、灌溉方式落后，如采用大水漫灌、在作物生育期灌水多达6～8次，造成田间水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实际亩均灌水量一般在700M[3]以上， 有的甚至超过2000M[3]，是适宜灌水量的一至数倍。如果合理开发水资源，实行节水灌溉，水资源的潜力是很大的（注：参见于静诘等《柴达木盆地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研究》、吕昌河《柴达木盆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对策》、毛汉英等《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载《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4期。）。
　　第三，把人口控制、扶贫工作和生态恢复有机结合起来，减轻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在扶贫中解决人类对生态的破坏，走一条生态扶贫的道路。西北生态恶化型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着越贫困就越生育，越对自然界过度开发，越生育和过度开发就越陷于贫困的怪圈。对此，应该把控制人口、脱贫致富与恢复生态联系起来，注重生态扶贫的作用，不能把扶贫看成是一种单纯的社会救济事业，而是要消除贫困的根源即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把人们从传统生育观中解放出来，在坚决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国策的同时，把扶贫基金、扶贫贷款有效地用于贫困地区群众对荒山荒地的治理和水土流失的控制上。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使群众在扶贫工作生态效益中获得经济效益，让生态环境摆脱荒漠化威胁，使人口走出贫困。
　　第四，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中要充分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抗旱治沙中，我国西北各省及内蒙古的林业科学工作者通过对数十种野生沙漠植物进行引种育苗和固沙造林试验，先后筛选出各种适合各沙区生长的优良品种，使我国固沙植物引种和治理沙害相结合方面尽管比印度晚100年，比前苏联晚150年，但取得的成果却是巨大的（注：韦惠兰等：《黄土高原半干旱区集水农业效益分折》、《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8年第3期。 ）。目前各种高效生态农牧业和各种节水方法技术、各种节水材料的问世和推广使用，无不凝结着科学技术的成果。近几年在西北荒漠地区逐渐兴起的“沙产业”就是运用全部现代技术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通过光合作用、转化太阳能，建立起的知识密集的农业型产业。节水灌溉中的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微灌技术等都体现了较高的科技含量。特别是构建西北生态保护体系、建立相关的理论学说，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从国家到地方加大对西北生态环境的科学研究和科研队伍建设，使优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运用到生态保护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2.远景目标　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让“再道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的理想成为现实。
　　由于我国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仅2300M[3]，只占世界平均量的1／4，还分布极不均匀，水资源总量中有80％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地区，所以从宏观上彻底解决西北干旱缺水，抑制荒漠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早在40多年前，有关部门和专家就提出了从长江上游开始进而在澜沧江、怒江至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上游修建必要的工程设施，拦截江水并利用自然落差，使其自行进入黄河及其流域（注：《西北信息报》1999年3月12日）。 实施这一工程将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自1987年后，国家把西线工程列入超前期研究，每年投资3000～5000万元。现提出的不同组合工程方案有几千个（注：《ｌｉàｏ＠②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14期《中国缺水、远虑变近忧》。）。现选择两种做为代表。
　　方案之一：在长江上游及地区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提高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等水位，用开凿大型隧道方法，引江河水到灌进入黄河上游，每年调水达1200亿M[3] ， 同时利用调水工程南北地势2000米的落差，建立电站，可以获取4000亿度以上的水力发电量，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水资源不足和北方电力的匮乏。我国水利专家、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经过20多年的考察论证已提出了具体的施工方案和设想。在此基础上继续实施南水西北调工程，即在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之间选择适合地点，建立水利枢纽工程，利用黄河上游与河西地区海拔形成的自然落差再引水进入河西走廊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水系。在甘青两省生态环境得到重大改善后，继续利用西北原有的内流河水系将江河之水引入新疆、内蒙古、宁夏等地（注：聂锋：《改变我国西北地区水环境危机的对策与意见》，《开发研究》1998年第3期。），至此整个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方案之二：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游日喀则地区用三峡截流方式，建筑高水坝，壅高水程达4200米，然后通过开凿西藏大隧道工程使水通过藏北高原和昆仑山，利用藏北高原4000米海拔高度，使水自然流向平均海拔只有1000米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该工程可以预计在21世纪20年代前完成，年输水总量为300亿M[3]。在隧道出水口利用3000 米落差兴建梯级水电站，年发电量2000亿度。 该工程实施30年输水总量可达9000亿M[3]，在塔里木盆地特殊的自然环境中能够形成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并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水库。在输水十余年后，还可以将多余水量引入河西和内蒙古等地，一举改变西北生态荒漠化趋势。该工程预计造价2500亿元（300亿美元），建成后每年收取电费800亿元，水费150亿元，有望在3年时间内收回全部投资。 原成都市南洋高新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世禧教授对该方案已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论证，现今已有80多位专家教授组成“西藏大隧道小组”继续对这一设想进行深入的论证考察（注：王犁田：《西藏大隧道——再建一条“人造天河？”》，《民族团结》1999年第1期。）。
　　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一项宏伟计划，需要有充分的科学技术准备、国家财政支持、甚至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这是立足于西北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近期目标基础上更高层次的追求，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消除荒漠化危害的伟大尝试。近年来西线调水研究中一部分学者把调水同用水节水、治理黄河和长江、治理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结合起来，把调水与中国西部开发、国土资源调配结合，把南水北调与建设西北新的经济重心区结合起来通盘研究考虑（注：《瞭望》新闻周刊1999年第14期《中国缺水、远虑变近忧》。）。这就把上述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有机联系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必然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使其成为现实，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大西北美好的明天。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