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禿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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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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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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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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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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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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