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类别与方法：荒野对污染? 
 
    环境保护主义中如此广泛的环境主题是一种资产，同时也是一个问题。西德环境政策主要的设计者之一皮特·蒙科格鲁克特(Peter Menke—Glüekert)曾经抱怨当今社会“持续的绿色之声”：关于各种各样的环境议题的报告、陈述和请求已经形成了一场持久的洪水，以至于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很难决定到底哪一个具有优先权③。当然，如果说这些众多的环境议程没有任何一致性是有些夸张了，因为环境保护主义也许关注污染或资源，物种或景观，但是这些总是与自然相关的。然而，要对环境保护主义进行分类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环境史学家在分类的时候直接政治性地理解环境保护主义。几年前，大卫·佛曼(Dave Foreman)，一个美国激进环境保护组织“地球第一”的创始人，提议将污染、资源利用和健康等环境议题与对待原始自然的环境议题区别开来。这一区分非常著名，因为人们发现被区分的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最终，佛曼(Foreman)的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远离危险的现代社会之外存在着完全未被驯服的荒野。这个观念显然是虚构的。空气污染不会在国家公园的边界停止，而且濒危动物也不会孤独地生活在遥远的荒野地区。由于全球变暖，未来世界气候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组合。
所以，为什么环境保护主义者(不仅仅是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都如此珍视差异性，而这一点又是被质疑最多的?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线索来自沃尔特·斯格尼切(Walther Schoenichen)，他是1922年以来普鲁士自然遗产保护局的领导者，他曾经提到自然保护不仅需要知道如何操作，而且需要有针对性。对比自然保护工作和景观规划，景观规划中有个“弹性的尺度”，并且要求随时准备采取折中、妥协的态度，而自然保护则要求“为了达到总目标，要尽可能地挡开一切有竞争性的要求”④。换句话说，自然保护要求一个有坚强意志的、坚定的、不怕万难的倡导者，而且这里不需要有弹性的协商。此外，斯格尼切(Schoenichen)的话中强调，需要描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行动日程”。通常，环境史学家过多地依赖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写下的文字，因为这种文件是历史学家最熟悉的类型。但是，对于行动主义分子来说，“做些事情”是环境保护主义中第一位的。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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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Baltimore City Archives RG 4, Series 1, Baltimore City General Property Tax Books,1905.
      ②Cf. the classic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1966.
      ③Spiegel special No.11/1995, p.64.
      ④Walther Schoenichen,  Naturschutz als völkische und internationale Kulturaufgabe, Jena,1942, pp.30,33.
 
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约翰·缪尔(John Muir)相遇，这个关键的事件并不是以正式的宣言或签署的文件记录下来的，而仅仅是三天的穿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荒野之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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