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走向国家特色的环境意识
 
    佛曼(Foreman)的区分标准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很难划分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类别。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环境保护组织能够完全符合佛曼(Foreman)二分法的区分标准。例如内华达俱乐部(the Sierra Club)，1832年约翰·缪尔(John Muir)创建它时，它是一个保护荒野自然的组织，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关注所有环境议题的组织②。因此，寻找并且界定某种“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是对环境保护主义进行分类的希望之途。毕竟，环境保护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在美国，自19世纪末开始的自然保护运动已经将荒野的概念固定了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自帝制时期开始，自然保护就已经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④。而英国则自1894年创立英国保护名胜古迹国民托管组织时就已经将自然保护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合并在一起了⑤。而德国的环境保护主义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数十年来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工作齐头并进，保护诸如树、岩石等小尺度自然遗产、划定中尺度的自然保留区、保护景观面貌、保护某种物种等。实际上，德国的环境保护运动甚至设法将旅游排斥在外，而与此同时又从旅游组织那里争取重要的支持⑥。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确需要解释。当然，就其本身来说，自然不存在界限。更有甚者，对国家自然遗产的界定也通常与一般的认识相反。例如，德国作家们将“德国的莱茵河”视为国家的象征而进行庆祝已经有很长的传统了，但是莱茵河起源于瑞士，更确切地说起源于哥特兰岛(Gotthard)(它是瑞士国家主义的象征)，最后流入荷兰的北海(North Sea)⑦。而为什么美国人在他们的环境意识中如此地关注美国西部的岩石?毕竟，没有人会严肃地站起来就岩石是美国的一个特点而进行辩论。事实上，即使是约塞米蒂(Yosemite)所谓的独一无二性也不能说明这种情况，即如果说独一无二性是界定国家公园的标准的话，那么国家公园的历史应该从南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Everglades)开始，那是一个宽广的、水流缓慢、被浓密的植被覆盖的河流，附近有大量的野生生物。但是，由于那里缺少美国自然保护主义者理想的标志性景观，直到1934年才在大沼泽地建立了国家公园，此时距加利福尼亚约塞米蒂谷底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已经70年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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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Cf. Yosemite National Park New Release of May15,2003.
      ②Cf. Michael P. Cohen, The History of the Sierra Club 1892—1970, San Francisco,1988.
      ③Cf. John Opie, Nature’s Nation. An Environ- ment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t Worth et al,1998.
      ④Cf. Douglas R. Weiner, 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   Russian  Nature  Protection  from  Stalin  to Gorbachëv,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9; and Douglas R. Weiner, Models of Nature.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Pittsburgh,2000.
      ⑤Cf. David Evans, A History of Nature Conservation in Britain,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1997.
      ⑥Cf. Frank Ueköetter, The Green and the Brown. A History of Conservation in Nazi Germany, Cambridge and New York,2006.
      ⑦Cf. Mark Cioc, The Rhine. An Eco—Biography,1815—2000, Seattle and London,2002.
       ⑧Alfred Runte, 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incoln and London,2nd edition,1992, esp. pp.8,32,108.
 
很明显，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不是自然的划分。但是，地理环境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即国家不是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瑞士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绝对与今天所见到的不同。国家特色的环境主义框架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地理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里强调过程，但是不能将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生物学家很久以前就发现，自然是开放式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人类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由于环境的原因，人类一直在奋力减缓变化的节奏。如果不是自然资源保护者采取行动减缓土壤侵蚀的速率，今天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尼加拉瓜瀑布将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同时，国家文化也是开放式变化的。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文章中，萨拉·普理查德(Sara Pritchard)追踪了罗纳河(the Rhone)的文化变迁，罗纳河发源于瑞士，流经法国境内，最后注入地中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家主义者举行罗纳河庆典以弥补纳粹统治时期留下的精神创伤，而最近由于欧洲一体化意识的觉醒，罗纳河越来越被视为一条欧洲的河流①。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今天中国的环境意识与40年前的完全不同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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