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碳金融中国应强调什么

　　记者:当前,我们在建立有关低碳和低碳金融的中国认知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汪小亚:我认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需要有清楚的认识:

　　第一,目前的气候变化实际是由发达工业化国家历史上累积的碳排放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只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科学数据表明,自1750年开始至今,大气中80%的温室气体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最近15年,早已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1%。中国在历史上的CO2排放量是很低的。1904~2004年的一百年间,中国的CO2排放量只占全球的8%;根据2004年的国际统计资料,中国人均排放CO2是3.6吨,只有世界人均值的87%左右。这个数字也是发达国家人均的1/3,仅接近于美国的1/5。

　　第二,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碳排放量有所增加;但减少排放不是依靠放慢经济发展,而是依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碳限制是我国面临的最大压力:一是我国是一个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较高地依赖于化石能源资源的消耗。中国近年的碳排放量有所增加。2000~2008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达9.1%,其中煤、石油等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的90%,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1/4,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总量的1/3。二是我国能源结构一直呈现高碳结构。2008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比高达68.7%。三是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统计显示,200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1.077吨标准煤/万元,不仅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中国政府始终把减排看做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不仅把减排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更为减排行动制定了综合性的措施与办法。2006年3月,我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两个主要约束性指标,即: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2009年11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我国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减排目标远高于美国白宫前一天所提出的17%的减排承诺。

　　记者:中国正在积极探索构建自己的碳市场,我们在做大国内碳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当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呢?

　　汪小亚:一方面,我们应当积极并主导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

　　其一,在定价权方面。在CDM市场上,我国交易量大而价低,没有定价权。截至2009年11月30日,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673个,占全球总数的35.14%;进入进程的CDM项目1895个占全球总数的39.63%,两项指标均居全球第一。据世界银行统计反映,2008年我国在CER(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交易中的份额达到84%,2002~2008年全球66%的CER供给源于我国的CDM项目。但国内价格远低于国际价格。原因是各自为政,分散谈判,碳交易议价能力弱,没有定价权。

　　其二,在碳交易的货币主导权方面。目前欧元是碳现货和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试图将本国货币与碳交易挂钩。我国是贸易大国,但货物贸易的人民币结算量较小,更何况低碳。当国内市场发展影响到国际市场广泛参与时,人民币主导问题自然成熟。

　　另一方面,中国要加快探索和构建自己的碳市场。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已相继建立。2009年,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在武汉成立,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虽然这些交易所都只是企业行为,还只能从事CDM下的碳交易,但他们正在尝试涉足自愿减排碳市场。

　　要加快发展国内低碳市场。一是发展国内低碳市场并不是国际市场在国内延伸或是连锁店,而是一个独立具有特色的市场。美国市场与欧盟市场就各不相同,美国是“京都协议”以外的碳交易市场,如CCX是第一个自愿减排市场。欧盟是在“京都协议”框架下建立的,基于配额交易市场。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是在工业化发展中期关注低碳问题,比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国家有更多低碳发展机会。二是鼓励国内各交易平台的创新和竞争。可以有多种标准。如美国CCX有10套offset,东北部10州形成RGGI区域。三是要建立国内主导的交易体系、质押登记体系、评估体系、政策优惠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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