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

　　低碳全球化从碳减排角度出发，国家间贸易服务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加入碳减排考虑，有可能比外贸把全球经济更为紧密地捆在一起。

　　发达国家应当在减排问题上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理解，应当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全球角度以最小成本减排。通过碳交易，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

　　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减排的成本和机会并存。在国际上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和减排博弈，在国内则寻找最小成本的减排途径。发展新能源产业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引发的各国二氧化碳减排热潮，进而出现的低碳新概念，迅速进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鉴于二氧化碳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影响，我们应当放眼全球，特别关注低碳对全球经济格局，尤其是对对外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

　　众所周知，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通过贸易和投资把全球经济捆绑在一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显的，我们得以利用先进技术和外资，通过国际间贸易，以“后起”的优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而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中国的资源稀缺和环境也由于经济全球化而快速恶化，因此，贸易和投资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由于不同国家收入水平不同，对环境需求也就不同。在开放性国际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可以 “在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污染产品，在高收入国家消费这些产品”。目前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关系基本如此。

　　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来自哪个国家的二氧化碳的影响是一样的。但是，同一产品由不同国家生产，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主要来自于能源价格、生产工艺和能源效率的不同。在发达国家制造某一个产品可能是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能源价格以煤为主，生产工艺相对落后，能源效率相对低下，可能会产生超过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这样，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中，该产品在“低收入国家生产，在高收入国家消费”，的确导致更多的碳排放。

　　因此，低碳的全球化是，从碳减排角度出发，国家间贸易服务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加入碳减排因素考虑，进一步加强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过程中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对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新的影响和变化，这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进一步说，低碳有可能比外贸把全球经济更为紧密地捆在一起，毕竟，就外贸而言，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然而，由于生产工艺和能源效率比较低而导致的碳排放是阶段性经济发展所决定的。 

　　以二氧化碳的全球性影响为基础的低碳全球化，必须全球性应对。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发达国家应当在减排问题上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理解，应当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全球角度以最小成本减排。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在外贸和投资中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工艺和能源效率水平，尽量减少转移排放的差异。一般来说，由于发达国家能源效率一般比较高，节能空间比较小，节能成本比较大，节能的边际收益也比较低。反之，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空间比较大，成本相对也比较小。

　　第二，通过碳交易，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目前京都机制下两个不同但又相关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一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市场，即通过控制碳排放总量，造成碳排放权的稀缺性，使其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的排放交易体系。二是以项目为基础的交易市场，负有减排义务的缔约国通过国际项目合作获得的碳减排额度，补偿不能完成的减排承诺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机制（JI）。国际碳交易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有待未来国际气候谈判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减排规则。由于尚未形成全球碳交易市场，目前主要是以京都机制下的欧洲（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自愿减排机制下的北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两个区域性市场为核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可以从公平角度确定人均排放权，就可以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能源环境责任，通过碳交易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

　　第三，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碳税迫使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这是很可能出现的情景。碳税也是一种环境税，是按照化石燃料燃烧后的CO2排放量征税的一种减排手段。目前碳税在发达国家已逐渐推广实施，他们还希望将碳税进一步向全球范围推广。支持碳税政策者认为，碳税可以使得替代能源与廉价燃料相比更具成本竞争力，推动替代能源的使用。其次，征收碳税的收入还可用于资助环保项目，或对节能减排技术进行补贴。再次，与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不同，征收碳税不仅管理成本比较低，实施过程也可能更为简便、公正，而且更具有可预见性。即通过为碳排放设定了一个明确的价格，更有利于估算节能减排进行的投资预期收益，降低投资风险。然而，反对碳税政策者认为，首先，碳税将降低高耗能的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处于高耗能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其次，碳税客观上有可能沦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手段，尤其是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征收国内碳税的同时，开征碳关税，那就意味着相对低效率、高能耗、生产工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将大幅度下降。

　　前两种做法基本上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第三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发达国家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展情况，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而意图通过碳税迫使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那么，这意味着，今后发达国家很可能打着低碳的旗号，通过碳关税等手段来影响国际贸易，从而占据主动。以上提出的三种做法，在不同的时间段，有可能是以一种做法为主，而最终可能是三种做法同时出现。

　　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减排的成本和机会并存。在国际上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和减排博弈，在国内则寻找最小成本的减排途径。发展新能源产业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政府通过政策倾斜积极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以最小成本来做。最小成本要求在根据资源与市场情况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及时跟进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政策，推动产业的良性、有序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众来说，必须做好应对低碳带来的成本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准备。低碳转型，如清洁能源发电，除了本身发电成本比较高外，对于相应电网的配套和成本要求也比较高（如风电和太阳能的并网），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发电会使发电企业成本负担大幅度增加。因此，发展清洁能源，解决成本问题是关键。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应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当气候变化和环境成为政府和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时，对于行业高管来说，无论他们是否相信气候科学，都必须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从中寻找与自己企业相适应的机遇，这就是生存之道。当然，低碳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新的市场，而提高效率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将使企业可以在减排的同时提高效率、增加盈利。

　　总体来讲，如果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确定，低碳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确定，而低碳全球化的速度取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对气候变化的理解。碳减排导致的全球化可能会影响传统的贸易全球化，重新划分全球产业格局。如果不想让碳排放问题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那么发达国家就应当把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作为应对全球碳减排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当从自身情况出发，积极寻求低碳发展之路。

　　（作者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