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虑是否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考虑如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来完成城镇化进程。”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发表了上述看法。

　　潘家华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走出一条低碳节能的健康发展之路，靠“硬”技术更要靠“软”制度，靠创新更要靠规范。

　　发展低碳城市是一种必然

　　我国目前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今后几年还将有几亿农村人口要转为城市人口，而城镇化本身肯定要增加碳排放，这与当前人们所推崇的低碳理念会不 会产生矛盾?在坚持城镇化不减缓、不停步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实现低碳发展道路?

　　对于上述问题，潘家华给出了明确答复：矛盾必然会有，但低碳发展之路必须要走。“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我们现在不需要考虑是否要推进城镇化，而是应考虑如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来完成城镇化进程。”潘家华解释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有条件消耗一些非商品性的可再生能源，比如沼气、生物质能、太阳能等，而在城市环境下则缺乏这样的条件，城市人口消耗的多是商品能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低碳城市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必须，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潘家华认为，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我国城镇化的低碳之路注定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任务，实现的路径也将有别于欧盟。潘家华分析指出，欧洲城镇化的时间进程相当缓慢，属于逐渐发展、一步到位的类型，而我国的城镇化则是快速发展之中有很多反复。比如，20世纪80年代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之时，只是按照80万人口规划，后来又按照100万人口，现在是超过1300万人口。这个数字的变化表明，中国城镇化有中国的国情，其实现的路径与欧盟将有很大的区别。

　　同时，我国城镇化与欧盟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也有本质的区别。欧盟的城镇化目前已是一种成熟的城镇化，基本上处于维护状态，甚至还带有一定的萎缩性。因为它的人口相对来讲是稳中有降，经济适度集中。上世纪60年代，在巴黎一些中产阶级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就是反向的城市化。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中产阶级搬到郊区而不在城市里居住。现在由于能源和碳排放方面的约束，他们又从郊区走向城市中心，产生了“再城市化”现象。

　　“不管怎样，欧盟城镇化的框架已经定型，像伦敦、巴黎、柏林，500年前是这么一个雏形，300年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可能100年以后，它还是这样。但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潘家华详细阐述说，按照“十二五”规划，我国城镇化的速度是每年0.8个百分点，5年则增长4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将有1100万人口进入城市，而整个伦敦才有1000万人口。“我们一年新增的城市人口就有一个大伦敦这样的规模，这个规模则意味着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就业、社会服务、公共保障的增加，意味着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增加。这一数量在欧盟国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这还只是我们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潘家华以鲜活的数字说明了我国实现低碳城镇化的艰巨性。

　　再反观我国现有的城镇化，约有2.5亿人虽然生活、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是他们属于城市的边缘人口，享受不到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比如，住房限购政策实施以后，他们没有资格在城里买房，享受不到城里人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保障，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公平地享受城里的教育。要把这些人口真正吸纳到城市中来，如果一年吸纳1000万则需25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吸纳2000万则要12年左右的时间。2.5亿人口的融入问题对欧盟来说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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