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峰值同步

在目前这样严峻的环境形势下，把我国的碳排放峰值设定在2030年左右，依据是什么呢？11月25日，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透露，确定这个时间点的方案，是经过了一年半到两年的论证。

解振华强调，表述中有“左右”这个词，可以更科学、更客观。因为现在距离2030年还有16年，这16年中会面临经济社会发展、能源等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确定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或者数字，实际上并不科学。“比如，发达国家承诺的2020年之前达到的目标，因为20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实现不了。发达国家曾承诺在2020年之前提供1000亿美元，支持非发达国家减排，现在不行了，发达国家说出不了这个钱，因为本国经济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11月5日，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发布了第六本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诉2014：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书中提出，中国的碳排放峰值有可能在203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

这份绿皮书对我国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分析与预测，认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业部门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产量峰值。在低碳情景下，工业部门总排放将在2025年～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

城镇化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城市建设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未来城镇化的发展对我国碳排放峰值的实现会带来巨大挑战。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人均碳排放峰值大约在城镇化率为70%左右的阶段出现。绿皮书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3.73%，预计达到70%大约还需要15年，以此可以推断，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峰值可能出现在2030年左右。

王克也说，“根据各方面的统计，到2030年左右，我国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都接近顶峰，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建设也差不多能替代部分化石能源。”

到2030年左右，我国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建设，差不多能替代部分化石能源。

核能利用纳入减排目标

据了解，2013年我国已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累计下降28.56%，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2013年底已经达到9.8%，接近10%。而且今年9月份之前，国内煤炭消费量首次呈下降趋势，“这可能和大的经济环境有关，但也从理论上说明我们能控制煤炭的使用量。”

王克告诉《环境与生活》，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费中，有超过70%来自煤炭，拥有数以百计的新燃煤发电机组，是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的重要原因，“再怎么控制，我国煤炭的使用量也会比发达国家高，发达国家希望我们2015年达到峰值，但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一下，提出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

我国之所以承诺2030年非化石能源利用达到能源利用总量的20%，王克认为这和我国的核能开发利用进度有关系，“核电厂的建设周期长，一般建成发电需要10年左右。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使得我国核能整体开发进度耽误了两三年时间，原先计划的2010至2020年的核能发展目标很难实现。照这样看来，我国2020年的碳减排目标不能指望核能有大贡献，而2030年的目标是考虑了核能利用的。”

我国工业化进程总体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工业部门将于2020年前后实现产量峰值。

给企业发展指明方向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张晓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如果要实现占比20%的目标，非化石能源需要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我国每年新增8至10亿千瓦核电、太阳能、风电的装机容量，这个数值相当于我国目前的煤电装机总量。所以可以想象，要实现“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总量的20%”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未来的碳排放无论是在强度还是总量控制上都有难度，但王克认为，对我国来说，2030年的目标非常有意义，因为碳排放峰值的提出透出了清晰的政策信号，给企业投资提供了方向，“因为能源的改革和升级都需要过程，这个信号可以让更多资金流向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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