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立新 蔡嘉瑶 邢斐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逆行，供应链公共品缺位，地缘政治紧张。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经济优势、确保我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外循环不仅直接形成有效外需，与内需相互补充促进，还能从供给层面补链强链，促进技术外溢，加速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内循环方面，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同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意味着广阔的潜在发展空间。

现阶段，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面临产业深度调整的任务。基于此，我们要立足国内外双循环，加快我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立足国内大循环，把握好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

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其工业化现代化阶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环境问题不仅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个阶段性问题。

低收入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业，高收入阶段服务业占有最大比重，而中等收入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跟服务业、农业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能源使用强度和污染排放密度高，造成的环境压力也要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经济结构进入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时，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长期承接了发达国家等商品消费国的大量碳排放责任及碳减排压力。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实现减污降碳的有效路径。产业升级本身就是低碳化的过程，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结构开始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开始下降，低耗能产业比如服务业等占比逐渐上升。因此，长期来看，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目标是兼容的。

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这为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而在具体举措上，环境保护税、排污权交易试点、节能减排补贴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减排总量控制、排放许可证、环保技术标准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对企业高排污高能耗行为形成了有效约束。同时，我国不断加大污染治理投入，2012年—2021年，我国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从2963.46亿元增长到6305.37亿元，年均增长8.8%，有效支持了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贯彻实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重大成就，过去十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平均6.6%的经济增长，也成为了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十年来，74个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56%，重污染天数减少了87%。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表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能够相辅相成的。

新时代、新征程，我国要立足国内大循环，继续统筹好产业政策与环保政策的实施，把握好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

立足国际大循环，把握绿色发展目标与全球产业链重塑趋势

我国不仅是制造业大国，还是贸易大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不断融入世界经济。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从无到有，目前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

但近年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全球产业链收缩和区域化属性增加。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向绿色低碳转型，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新型国际贸易体系和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发达经济体正在相继建立“碳标准”，将气候变化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把握以下几方面变化，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第一，绿色低碳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气候变化因素使得后发国家的赶超过程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约束条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碳关税可能使出口导向模式的复制难度进一步上升。出口导向模式曾经是二战后东亚“四小龙”等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我国双循环发展战略中，立足于国内大循环为主导，但作为出口大国，国际循环同样重要。我国尤其要关注碳关税可能对出口型传统产业的冲击。欧盟征收碳关税意味着碳含量较低的出口产品将成为国际竞争新优势，在低碳生产领域具有优势的经济体将削弱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将制定新的碳排放标准，若能尽快围绕这种标准做好各方面应对工作，就能够在新的国际合作、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绿色经济为中国产业链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减污降碳目标倒逼绿色产业进步与技术升级，为我国培育产业竞争优势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我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当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等一些数字化和绿色化交汇的产业里已经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2021年，我国太阳能电池所有制造环节的国际份额达到80%，欧洲和北美分别仅占3%。全球新能源汽车电池及其矿物供应链围绕我国布局，我国的锂离子电池产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三，拥有70% 的正极产能和 85%的负极产能。超过一半的锂、钴和石墨加工和精炼产能位于我国。太阳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动能。2020年—2022年，上述三项商品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4.2%、1.6倍和85.0%，未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我国能真正实现后来居上的战略机遇。

第三，引领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提升绿色发展的国际话语权，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行动中的积极作用。当前，全球围绕重塑绿色经济规则的国际竞争已开始，各国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纷纷进入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快车道，新兴绿色低碳产业的标准、各类低碳减排标准制定、碳交易相关绿色规则约定、绿色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等重要问题，都面临着新一轮的国际博弈和谈判。我国尽快在标准谈判上占据重要先机，就能更多掌握全球低碳新时代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鞠立新，南宁师范大学；蔡嘉瑶，北京大学；邢斐，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