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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瑜:中国的农业发展与问题       ★★★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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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瑜:中国的农业发展与问题
作者:金宝瑜    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22


  4月30日夏潮联合会和人间学社合办了一场论坛,讲题是「从中国农民调查报告谈两岸农业问题」,作为两岸思潮系列的第一次讲座。主讲人是对台湾农业有研究的詹澈。詹澈是一位文学家,现任台东文化局专员。讲评人是中时晚报总主笔杨渡。詹澈首先肯定《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两位作者陈桂棣与春桃的贡献,他表示对书中所报告的几桩农村干部对农民的残暴行为表示痛心,接着詹澈对这本书作了很详尽的报导,也讨论了陈桂棣与春桃提出的解决当前中国农民困境的建议方案。詹澈接着提出了他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并分析了今后两岸在农业合作的可能。杨渡报告了与农业有关的农民工在广州的悲惨遭遇和中国近年来粮食的进口数据。

  去年《批判与再造》杂志的总编辑杜继平就提出来要探讨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杂志的第8期(2004年6月号)刊登了李昌平所著的「防止三农问题转化为革命问题」和老田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书评」这两篇有关中国农业的文章。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在大陆上不再续印,但是在地摊上可以买得到。据说这本书在台湾的销路不错,这表示台湾一些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关心。随着中国农业问题进一步恶化,对于中国农业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但是对台湾的年轻朋友(和大陆的年轻人)来说,因为他们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比较不熟悉,所以若只靠这场有关农业的论坛和《批判与再造》的两篇文章,想要了解中国农业问题会有困难,要对一些中国农业上的重要议题作分析则更不容易。这篇文章我就尝试着对中国农业发展和问题作一些解说和分析,或许可以对年轻朋友有所帮助。

一、从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

土地改革

  在1949年之前解放地区已进行土地改革,革命成功后,从1949 年到1952年间,中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结束了数千年来地主用高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及农村恶霸对农民人身的侵害。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的下中农、贫农与雇农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勤奋的工作,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从1949年到1952年间粮食和棉花都大量增产。

  但是到了1953年时,粮食停止增产棉化的产量反而大幅下降。(注一)原因是在1949年前中国的农村是极为贫困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断断续续经历了一百年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对中国的农村自然环境和中国的农民带来无终止的浩劫。在封建制度下,地主不将每年所收的地租投入土地,对地主来说他宁可用钱去买更多的地出租,或是将钱用高利贷给农民,都会比把钱投入土地的收益率要来得高。因此在土地改革后,即使农民再有积极性,贫瘠的土地上的种植也不可能一直增产。另外,多数的农民家庭没有什么农具,有时甚致连最简单的犁或锄都缺无,因此除非土地和生产工具可以得到改善,生产就不能继续增加。土地改革后大多数农民在平时也只能很勉强的渡日。若是遇到天灾收获减少,连维持生活都很困难。1953年和1954年的水旱灾影响了好多个农村。除了自然灾害外,农民家里若不幸有人生病或早故,就必须得要借债,债借多了归还不了就只好用地来抵债。在进行农业集体化之前,农民卖地、农民借债和雇农都开始增加。(注二)因此小农制度不可能维持长期稳定,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

农业集体化

  1953年集体化开始时只是小规模的互助组的组织,在互助组中几家农家在互相交换中彼此帮助。有「人工换牛工」一类的交换。互助组在生产和分配上还是以农户为单位。互助组使得人力、家畜和其它生产工具得到较充份的利用,对增加生产有帮助。但是互助组的规模还是太小,所以许多生产上的合作还是有问题,因此农业集体化需要进一步提高,发展到初级合作社。

  初级合作社的农家数目要比互助组要多,在初级社中入社的农户将土地合在一起,农地的面积扩大有利于规化和经营,生产起来像耕地、撒种、插秧、施肥、收割都比较节省人力和畜力,符合经济效用。初级合作社中各别农户出劳动力,和(或)生产工具参加生产。在分配时劳动力与生产工具一起加入分配,有点像拥有生产工具的农户将工具租给合作社用,到分配时拿一笔租金一样。

  当初级合作社生产越来越多时,每年可以有一些盈余来购买属于合作社自己的生产工具,合作社就向有农具的农户将农具买了过来,农具被收买后作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就是高级合作社,在高级社中生产工具不再参加分配。中国农业专家韩丁根据他在山西省张庄的调察写了《深翻》这本书。他对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经过有这样的解释:他说社员们看出他们社的增产越来越来自大家的劳动,因此认为农具继续参加分配不公平,而且到底有农具的农户应该分多少不时会引起争论,不利于社员的团结,因此决定合作社将这些农具一次买断(Hinton,150)。到了高级社后,农具不再参加分配,在合作社的范围内,实行了按劳报酬,也就是根据每农户所出的劳动力的多少来分配劳动的成果。按劳报酬一直持续到三中全会后的农业改革将人民公社解体为止。

  另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有少数的农户既没有农具也没有劳动力,这些家庭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属,有些是被国民党拉去当兵死去的家人,还有些家庭因为壮丁病故只剩下了老小。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的生活必须要有所安排,但是当时国家却没有能照顾到他们,因此毛认为每个合作社可以负担起几个没有能力生活的家庭。

  有一些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常常会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来美化像合作社这样的组织,他们从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合作社应该是一群完全出于自愿的人联合在一起,在这样的联合中,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而且在合作社中所有的决定都必须要完全由这一群人自己用民主方式来决定。这样的想法就跟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工人的组织应该是完全的自由联合体一样。当然社会主义民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有阶级斗争。中国农村集体化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有些人像贫农、下中农和过去的雇农是受益者,这些农家一贫如洗,除了刚分到的一小块土地以外一无所有。贫农、下中农和雇农占农民中的大多数,约占70%。而上中农和富农在合作化中则是有损失的,因为他们有较大的土地和较多的农具。如果没有合作化,他们可以雇些人来耕地,因此每年会有盈余,他们可以用盈余可以买更多的农具和雇更多的农工,进一步扩大生产。前面说过贫困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维持不下去时只好将土地出卖,在这时有盈余的富农就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来扩大生产。因此如果没有集体化,农村就会产生两极分化,使得一部分人富起来,而大多数农民则还是得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

  因此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贫农和下中农和之前的雇农是最坚定的,但是他们也不是从集体化一开始就完全赞成和支持的。中国农民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这几千年中他们没有任何的合作经验,土地改革后也只有短暂的互助组的经验。而且在互助组中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土地,这时要他们放弃刚分到的土地来组合作社他们一定会有所顾虑的。在农业集体化中他们的支持主要是靠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中,共产党深得农民的信任,因此农民对农业集体化的支持是表示他们对共产党政策的信心。

  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台湾或其它地方的土地改革不一样,中国的土地改革不是将土地分掉就了事了。中国的土地改革是一场群众运动,在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中,新的意识型态开始在农民之间萌芽。这个新的意识型态彻底的批判了过去数千年来「剥削有理」的旧的、腐朽了的意识型态。这种对过去的批判和深信要推翻所有的压迫和剥削的不公平制度给了农民无比的决心,是农业集体化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集体化的过程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贫农与中下农首先得证明合作化可以增产,而且他们必须要在遇到困难和阻碍时不动摇。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是以依靠贫农与下中农来团结中农。中农的参加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他们有较多的土地和农具。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也就会持观望的态度,他们要看到底加入合作社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因此贫农和下中农在组成合作社之后必须可以增产,这样才会鼓励中农参加,等大部分中农入社后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到了这时上中农和富农既使不甘心也只有加入,因为这些农户的土地大无法只靠自己耕种,必须要靠雇工,但是其它的农家都入了社,上中农和富农就雇不到人了(注三),所以他们虽然不情愿也只好参加。但是他们对合作社或多或少是抵制的,因此一有机会他们还会进行破坏。因此对农村大多数人来说集体化带来农业增产,生活比较富裕和有保障,但是对少数人来说,集体化却断了他们个人发财致富之路。

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困难与挫折

  到了1956年中国各地在不同程度都成立了许多高级社,但是在这过渡时期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在这年的秋天有不少地方发生了退社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社的规模太大在管理上出了不少问题,其中包括有不少合作社办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使社员们误认他们可以敞开来吃饭的日子已经到来。以那时生产的情况来说,粮食不可能够大家尽量的吃。这样的管理显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在错误中也学到了经验。在这之后,中共中央在政策上作了调整,最后达成了1961年 3月 29日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经过修改 1962 年9 月28日正式通过。(孙津,97-104)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另一挫折是在「大跃进」的运动中犯了一些操之过急的错误。「大跃进」是一场发动群众大搞经济建设的运动,其中包括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农村工业化的建设。在「大跃进」中群众的绩极性高涨,这时中共中央也就作出了超出实际能力的一些庞大计划,像在兴修水利方面,就包括了大规模扩大灌溉面积、改变土质、植树造林的超过当时实际能力的计划。在农村工业化中也搞了「土法炼钢」。但是虽然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够,所以很多的庞大计划无法完成,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后来人民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社队办企业来实现农村工业化却都是「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之后中国就经历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时对粮食生产过于乐观的估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粮食减产。这三年困难时期是对中国农业集体化最大的考验。「大跃进」在近些年来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许多人把这三年的灾难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特别将矛头对准毛泽东。许多「学者」更大力宣传「大跃进」所造成了的灾害,因此死了多少人。他们所公布的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估计所根据的资料的可信性是非常另人怀疑的。这些人估计在1959-61年间有因饥荒而饿死了3,000万人到 5,000万人。这个数字是怎样得来的呢?根据Mobo C.F. Gao(高默波)的分析,这个数字主要是根据1959年和1961年的人口来推算出来的。这些作估计的人说如果按照这一段日子的「正常的人口增加率」来计算,1961 年少了3,000万人。但是高默波认为1957年人口数字的准确性很成问题,因为1957年的人口数字是由1953年的人口调查推算出来的。但是1953年的人口调查的数字并不可靠,高默波说有好几个人口专家对这次普查的结果都提出质疑,他们之中有人(Wertheim, Chen Da)认为这次的调查是根据地区的抽样所的到的结果,因此正确性有问题。另外一位中国人口专家(Ping-ti Ho)认为根据1953年的人口调查,中国的人口从1947年的4.5亿增加到1953年的6亿(也就是增加了30%),他认为1953年的6亿人的估计与是过高了,因为这些年包括了国共内战的几年。因此由1953年推算出来的1959年的人口也就不正确。将1961年与1959年比较所得出的3,000万人到 5,000万人饿死的人数也不可能正确。(Gao,126-128)

  在高的分析中他提出另一点来质疑对3,000万人到 5,000万人饿死这样夸大数字,那就是人口「正常增加率」的假设。50 年代和60年代中国的出生率约30% ,但是1960 年出生率仅20.86%,到1961年更降至18.02%,因此在这两年的人口就没有按人口「正常的增加率」来增长。低的出生率当然和粮食供给不够有关,但是从来没出生的人口跟饥荒饿死的人口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学者」若把两者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Gao,126-128)

  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的确供给不足,很多人吃不饱都是事实,也有人饿死。但是3,000万人到 5,000万人的数字绝对是夸大的,是不真实的。我的朋友寒春(韩丁的妹妹)和阳早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对我说:「就是因为农村和城市都有了组织,全国的粮食有很好的分配,尽全力支持灾区,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他们对认为这样夸大的饿死人数是用来否定农业集体化的成果。他们说:「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饿死,那么人民公社肯定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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