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公社的组织、成绩与问题

　　在4月30日的这场论坛中詹澈提出了中国农业所面对的一些特别的困难，那就是中国的耕地相对于人口来说极为不足。中国的可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但是要养活占世界上23%的人口。就是因为这样受土地不足的限制，要达成粮食上的自给自足，不受世界产粮大国的控制，农民要承担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有尽一切力量来提高亩产。再加上中国的自然灾害多，因此能作到多产还不够，必须要使产量能稳定。中国农民面对旱、涝、风、虫、雹各种自然灾害，农业只有对自然灾害有防御的能力才能发展。

　　在农业集体化的二十年里，中国农民的努力给农业奠下很好的基础。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加倍，粮食生产持续的增加，从1958年的2亿吨增加到1980年的3.5亿吨，增加了73%，高出同一时期的人口56%的增加。（孙津，106）除了粮食之外中国并发展了水果、蔬菜和渔、林各业。这样的成积得来不易，除了农民的血汗外，就是在社会主义下的农业政策，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制度。

农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

　　经过调整后，人民公社的体制在1962年时定了下来，建立起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是最基层的组织单位，每个生产队有十几到三十几家农户（1962年每个生产队平均 24.9户），每户除了保有简单的生产工具和一小块自留地外（注四），土地和一般农具由生产队所有，生产的调配和产品的分配都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长不脱产，也就是说他不是个全职的行政管理人员。生产队长要管理一切有关农业的生产、分配和队员之间的各种问题。到70年代初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后，生产队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

　　在生产队之上有生产大队，大队的规模相当一个村的大小，由几个到十几个生产队组成（1962年每个大队平均7.9个生产队）。较大的生产工具像60年代后逐渐多起来的农业机械和一些灌溉系统由大队所有，可供所有生产队使用。在60年代后农村工业化的速度加快（见下面的讨论），大队也有各种工业。大队有自己的医疗站和学校。

　　大队再高一层的行政单位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乡的规模，由约几个到十几个生产大队组成（1962年一个人民公社平均9.4个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从1958年到1983年间是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掌管工、农、商、学、兵（即民兵）各事宜。1962年全国共有两万多个人民公社。

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科学研发与高产稳产田

　　在人民公社下所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奠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公社下最大的成果之一。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在初期还没有机器时农民靠着锄头挖土，靠着双肩挑土，把一座座小土丘铲平，把一条条小水沟填平。他们搬石头在山上造梯田再挑土把梯田填满。农民们为防御旱灾和水灾作准备，他们挖了灌溉渠和地下井，也建了排水的渠道。除此之外，中国农民用大量的劳动来改变酸碱土地的土质，用大量的有机肥来提高土地的产量，并将泥沼地改变成肥沃的农田。中国农民花了大量劳力来改变自然环境是他们人力能胜天的信念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农田基本建设的一些具体的例子有：在安徽省的一个大队的田有90%都是盐碱田，当地的农民从1964年开始了改变土质的工作，经过六年的努力他们用了十万人工日的劳动力将1,585亩盐碱地改变成1,000亩肥沃的农田。在甘肃省的一个县，那里的农民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来种植树木和用挖运河来引进附近高山的水，他们用大量的劳动力抵制了农地的沙漠化，保护了他们的农田。在1974年时，黑龙江动员了1百万人来创造新耕地，他们一共搬运了1亿平方公米的土和石头。这省的农民也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改善5百万亩的农地的土质。（Orleans ，1975，127-128）

　　只有在集体所有制土地能集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作这么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人民公社可以组织和动员大批农民从事农田基本建设，但是这样的成就最主要的是靠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深信他们当下辛苦和努力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未来。农田基本建设都是利用冬季农闲的日子完成的，因为农田基本建设的大力展开，农民一年的劳动日从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天到70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Raski ，7-8）。在1970年开始的「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中国全国的公社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注五）。我参观过江苏无锡县的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民公社，在农业学大寨的八年中（1970-1978）所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超出前20年的5倍。因此说农民「大锅饭养懒汉」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是对农民极大的侮辱。甚致用农民累了来作改革的借口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农民做这么多大量消耗体力的工当然会累，但农民不是到了70年代末时才特别累。事实上到了70年代末相当大一部分的公社（三分之一以上）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只剩下每年的维修的工作。另外一些公社也完成部分的农田基本建设，它们和一些在农田基本建设比较落后的公社都看到先进公社的成积，因此也急着赶追。

　　在农田基本建设完成后才有条件进行机械化。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从人民公社成立后到70年代末改革开始时农业机械化的成积。机器灌溉、拖拉机、收割机都减少了农民的劳动量和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在集体化下农民经历了二十年辛劳的工作之后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中国有40%的土地达到高产稳产的标准。如果人民公社没有在1983年解散，那么再有二十年，也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耕地绝大多部分都可以达成高产稳产田，中国也就不会有所谓「三农」的问题了。

　　农业现代化除了机械化之外还有科学技术的研发。科技研究发展分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各阶层，这些科技研究站进行品种改良、优化土壤、预防病虫害等项的实验。根据Thomas B. Wiens的调察报告，一般品种改良从种子交配到新种子稳定要8到10年的功夫。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因为全国的科技研究站的合作，新种子在1年内就可以在北方、中原和南方完成三代的试种。因此他说新种的栽培可以省去好几年的时间。（注六）Wiens说中国对新种子的培育的成绩是非常惊人的。（Wiens，680）

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工业化

　　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工业化从五小工业开始，这些五小工业主要都是支农的工业，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农村对一些工业产品的需要增加了。在「大跃进」时不能完成的农村工业化到了60年代时许多工业都建了起来。其中包括小钢铁、小机械、水泥、化肥和各种农业所需的工具，也包括碾米机和磨粉机。工业是属大队或公社所有，工业的收入也属大队或公社所有。每个生产队的社员都有机会轮流去工厂工作。

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的发展，人民公社也就更有能力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到了70年代，各种农田基本建设可以加速进行。到了70年代许多农村都不存在失业的问题，我参观过的江苏省南汇县的一个公社在农田收割时工场一律停工，工人下田一起收割。这表示了这个公社已经不存在剩余的劳动力。

　　人民公社的分配——工分、公积金与公益金

　　人民公社的分配是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的工分制。生产队从每年的生产中留下种子和来年的生产费用后，先交税（用粮食）给国家，之后留下口粮（注七），再把很大一部分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副产品卖给国家拿到现金。在现金的收入中要留一部分（约10%）作为公积金，作为生产队的投资用（像购买农机），再留一部分（也大约10%）作为公益金，公益金是作为社员的福利用（医疗、教育、娱乐），其中保括对农村中无依无靠的五保户（老、弱、孤、寡、残）的协助。剩下的现金除以生产队全年所有参加劳动的人在一年内所累积的工分的总合来得出每个工分的所值。每个人每日出工最多可得十个工分，在结算时每个人按着他／她一年的工分总合取得报酬。有工业的公社中它们从工业来的收入相当的多，工业的收入在除去成本后有一部分用来支农，其余再投回工业来扩大再生产。

农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使得农村有集体积累，集体积累使得农业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进行农业现代化。在这个分配制度下能够给社员一定的生活保障。在改革之前一些富有的公社已经能够给所有社员提供养老金，开始改变了长期以来「养儿防老」的观念，使得人口控制变为可能。

教育与福利制度

　　在人民公社时代为了提高农村的教育，教育的经费是由国家来支付。所以不会因为一个公社较贫穷就无法设置学校或支付教师的薪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更为提高。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大队渐渐普及了小学和初中，公社则设有高中。在文化大革命时大专学校恢复上课之后，大专学校中给农村设置了特别保护名额。许多农村中学毕业的学生第一次得到上大学的机会。

　　中国的健康医疗制度中最突出的就是把重点放在预防，在预防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从根除各种传染病的到计划生育，都是用发动群众来完成。文革期间，大批的医护人员下乡来训练赤脚医生。在改革之前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不脱产，他们跟生产队中其它社员一起工作。赤脚医生有基本的医药知识，可以变别病情的严重性，若是小病他／她可以处理，严重则送医院。

人民公社的成绩与问题

　　从人民公社成立直到邓小平的农业改革开始，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泽东的路线是坚持集体制，毛主张用发动群众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来达成农业现代化，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奠下长期发展的基础，而且在发展中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并提高农村的教育与文化，以达成逐渐消减城乡差别。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路线是要从扩大私有到完全私有化，他们认为中国太穷，不可能在集体所有制下完成农业现代化。他们扩大私有的办法就是「三自一包」，「三自」就是要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每个农户自付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也就是由每个农户承包土地，在承包时期要完成一定的产量。刘少奇的政策就是由邓小平在「农村改革」中所执行的。所以改革后的农业政策绝对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多年来刘、邓想要但是没有机会实行的政策。

　　人民公社的确也是有它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加以解决的。人民公社因为是集体所有，所以无法使中国农村更进一步均衡的发展。在三级所有的集体制下，只能在公社之内有比较均衡的发展，但是即使是在公社之内，也存在着较富有的大队和较贫穷的大队。这个现像特别是在农村发展了工业之后，有的大队有工业就会较富，有的大队没有工业，就会较穷。而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像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本来农业就发展的好，因此积累就多。再加上离工业城市近，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发展工业比较容易发展。工业积累要比农业快很多。因此在集体所有化下，富的越富和穷的越穷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是在逐渐在扩大的。

　　毛泽东一直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但是在生产力尚未进一步提高时，这个问题并无法澈底解决。如果把人民公社中的核算单位提高到大队，则会引起较富的生产队的不满，如果提高到公社为核算单位，则会引起较富的大队不满，也就是会产生「一平二调」和「平均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不是不能解决。像大寨就是靠了意识形态的力量来达成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另外在全国经济更富裕起来的时候，国家可以对较贫穷的队和社加以援助。比起人民公社的成积它的问题是很小的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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