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转型与我国生态安全体系的构建
二、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１、我国生态安全的基本态势与国别特征。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资源总量大而人均占有量居世界后列；资源类型多而多数质量较差；资源供给增长缓慢且后备不足，供需矛盾突出；资源短缺与浪费现象并存，资源承载负担重，资源安全形势严峻，尤其是能源、水资源及耕地资源的安全问题最为明显。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后起工业化国家，长期奉行“高增长、高物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庞大的人口压力和经济技术实力较为薄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而未能及时有效地得到遏制和恢复，致使非再生性资源呈绝对逆减趋势，可再生性资源也显衰退态势。加之受区域地质和自然条件的影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危害性不断加重，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不断走向国际化，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的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但是，我们在扩大外贸和外资引进的同时，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也未能避免污染转嫁入侵、国内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加剧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我国的生态安全面临着巨大压力和严重威胁。当前，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资源和生物物种资源等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首先，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耕地资源减少、能源供给严重不足正在威胁着我国国土资源安全。其次，湖泊退化、水资源污染、低效率使用和洪涝灾害正对我国的水资源安全构成威胁。第三，环境污染、有毒化学品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激素”对人体生命健康的影响正在对我国的环境安全构成威胁。第四，物种灭绝、“基因污染”正对我国的生物安全构成威胁。
２、社会结构转型给我国生态安全带来的新挑战。首先，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对资源和环境将形成新的巨大压力。我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比较有限，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又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以城市化来说，２０００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３６．２％，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５６％。这就决定了我国未来几十年将处于环境压力上升的阶段。土地，特别是优质耕地的大量损失，将给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污染将加剧水资源危机。矿产资源特别是能源供给不足，将对国民经济的支撑力度下降。石油进口将不断增加。因此，节约资源，增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将成为我们今后要长期努力解决的战略性课题，特别重视对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水、土地、重要矿产资源的储备和保护，也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其次，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特别是我国加入ＷＴＯ后，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使我国面临国际上来自发达国家的污染转嫁或生态侵略的风险增加。近年来，发达国家正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些相对落后的技术和夕阳产业。他们或者以国际经贸合作的名义，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等渠道，或者利用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标准较发达国家宽松的机会，以“技术转让”等方式，向我国转移其对环境有较大危害而无法在其国家继续生存的比较优势衰减的传统产业，向我国出口一些污染严重、耗能高的企业、设备、产品及有害废弃物，搞工业垃圾出口，进行环境污染转嫁和生态侵略。这些对环境有严重影响的技术和项目的引进以及危险废物的进口，将导致外来有害废弃物数量倍增，可能加重本国的环境污染，形成生态公害，危及国家生态安全。
再次，社会体制转轨，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所带来的政府和市场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失灵”，可能对环境和资源管理形成冲击，对国家生态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体制转轨是互为表里的，社会结构转型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我国以建立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转轨，一方面有力地激活了社会活力，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两种体制的交叉又往往会加剧、扩大“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一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转变职能，逐步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对资源的控制及对产业的绝对垄断，但由于转型时期的市场发育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加上环保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而易形成市场失灵，造成环境资源成本外部化。而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考虑，也往往纵容这种内部成本的外部化，加剧了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倾向。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在起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在创造市场的同时，并未像原来预期的那样，逐步退出市场，而是同时又在强化着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其本身也开始市场化，更多地卷入经济活动，一些地方的政府管理部门甚至把环境管理变为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这就使政府自身具有相互冲突的目标，导致“政策失灵”，大大降低了环境保护与环境管理的效益。这种政府和市场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失灵”，极有可能对我国的环境和资源管理形成冲击。如一些自然资源富集地区由于受多出口的利益驱动，可能会无节制地出卖初级资源，从而加剧我国的资源危机；一些企业为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可能会在环境成本上做文章，以增加资源消耗、不处理污染物等牺牲环境的手段来求取竞争力的增强和自身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会向经济落后地区或边远地区转移环境污染，造成新的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等等，从而对我国的生态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四，社会结构转型中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特别是消费主义兴起、行为短期化的盛行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我国生态安全产生潜在的威胁。二战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先大规模流行的消费主义主张消费至上，把消费看成是人生的最大目的。其突出表现是，对物质产品毫无必要地更新换代，大量占有和消耗各种资源和能源，随意抛弃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采取地球资源难以承受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等。消费主义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如增加对资源的压力，产生过多的废弃物，通过带动工业发展而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物多样性等等。应当说，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从总体说，还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主义观念还未得到广泛的流行，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某些方面已经进入我国，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负面影响。同时，仅仅由于消费水平的上升和消费内容的丰富，也已经对我国的各种资源提出了挑战，并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趋势，如近年来，生活污染的份额日渐上升、垃圾围城现象日趋严重等等，不能不说与消费的增长密切相关。而急功近利的行为短期化的盛行则可能直接加剧环境状况恶化的趋势。以与人们行为短期化密切相关的我国耕地锐减为例，单就一个地方而言，减少一些耕地也许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人均耕地资源非常有限的整个国家而言，从长远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加速，这些问题和挑战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还会更加凸显。如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可能严重损害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国家生态安全维护体系，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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