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对人而言，自然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价值：自然的经济价值或资源价值，是一种“消费性价值”。消费就意味着对消费对象的彻底毁灭，因而自然物对于人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是通过实践对自然物的“毁灭”实现的；而“环境价值”则是一种“非消费性价值”，这种价值不是通过对自然的消费，而是通过对自然的“保存”实现的。例如，森林对于人来说，具有“经济价值”和“资源价值”。要实现森林的这种价值，就必须把森林砍掉。只有如此，森林才能变成“木材”进入生产领域，以实现其经济价值。与此相反，森林只有在得到保存（不被砍伐）的条件下，其对人才有“环境价值”。当人类把森林作为木材消费掉以后，森林以及它对人的环境价值也不复存在。这就使人类生存陷入了一个难以克服的“生存悖论”：如果我们要实现自然物的经济价值（消费性价值），就必须毁灭自然物；而要实现自然的“环境价值”，就不能毁灭它，而是保护它。也就是说，人类不改造自然就不能生存；而改造了自然，又破坏了人的生存的环境，同样也不能生存。解决这个生存悖论的唯一途径就是，必须把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以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少人类对自然的消费，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关于这一点，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为的是“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以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责任与公平：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是环境文明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自然界对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即“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或环境价值）。环境价值具有“公共性”，即同一个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具有同等的环境价值：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同等的健康生存的环境条件；这个环境如果遭到破坏，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存，对谁都没有例外。地球生态系统是所有地球人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地区、集团或个人的生存环境；同样，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局部自然环境，也不是这个国家或地区中的某些人的环境，而是这个国家或地区中的所有人的环境。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公共性”。因此，如果某些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破坏了自然环境，就不仅破坏了其自身的生存环境，也破坏了所有人的生存环境，因而就是侵犯了其他人享有这个环境的权利，即侵犯了他人健康生存的权利。由环境价值的“公共性”所引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平原则：任何企业、个人为了经济私利对环境的破坏，都是侵犯了他人享有环境价值的权力，这就是不公平。
从经济价值看，只要一个经济主体拥有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他就拥有处置这个自然资源的权利，因为他无论如何处置这个经济资源（如砍伐森林），都没有损害他人的经济利益，对其他人在经济上都是公平的。西方现代发展观和当代主流经济学，仅仅看到了自然界对人的“经济价值”，而没有看到其“环境价值”，因而它讲的“公平”仅仅是“经济公平”，在经济公平背后隐藏着的环境问题上的“不公平”被忽视了。要解决这种不公平，就必须追问造成这种“不公平”的责任问题：谁为了经济私利破坏了公共环境，谁就应该为此承担侵害他人享有环境价值权利的责任。责任原则就是从公平原则引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解决公平问题，必须通过追问责任来实现：谁破坏了自然环境，谁就应该为他的行为承担经济责任，就应该受到惩罚，这才是公平的。
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补偿与惩罚统一的原则：为了保护公共环境而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应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例如，如果要求有原始森林的国家或地区不开发（砍伐）这些原始森林，那么，享受这个公共环境的其他国家，就应该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给予经济补偿，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公共环境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就我国内部而言，为了保护公共环境而牺牲了自己经济利益的地区，应该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而补偿所需资金，应该是来自发达地区以及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因为他们消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对环境造成了更大的污染，他们应该在经济上承担破坏公共环境的责任。这一点，十八大报告中也有明确表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其具体措施则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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