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看生态政治理念-文章-中国环境生态网

　　环境的破坏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古老话题。但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生态环境问题超越国家边界的限制而不断扩散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著名报告，尤其是1972年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大会”第一次将环境破坏问题摆上了世界各国的议事议程，极大地推动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影响，以及生态政治理念的应时出现。为了根治不断恶化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国际社会曾经采取诸多努力：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第二次全球环境大会，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执行计划》和《政治宣言》两个基本文件；等等。然而，国际社会的既有努力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国际环境保护仍然存在许多分歧、矛盾。

　　气候变化是全球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透过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可以为我们观察生态政治理念提供合适的注脚。

　　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步履维艰

　　根据已有观测资料，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成立有关对策协调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并制定出一系列基本法律框架（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而且，许多重要国际活动，如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大国的对话会议，也将气候变化列为重要议题。

　　然而，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的应对，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种尴尬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南北矛盾的烙印，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的责任方面存在巨大分歧。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早已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进行“盖棺定论”。该公约明确提出了“共同而又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截止目前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的界定，但是它对缔约方（尤其是发达国家）没有实质性约束力，不可能平息南北国家之间的争论。

　　在发达国家看来，气候的改变归咎于南方国家。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是一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开发方式，是导致“沙漠化过程”的根本原因。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畸形发展道路，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国际干涉。

　　在发展中国家看来，气候的改变归咎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他矿物燃料的过度汲取），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如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的意愿是真诚的，那么它们应该首先从自我做起，例如，增加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

　　目前，这场旷日持久的“南北争论”仍在继续，而且短期内没有消逝的迹象。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除了考虑发达国家所承担的有效履行以外，还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而一些发达国家不仅不愿有效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反而以气候变化为借口频频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美国于2001年3月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原因，是布什政府认为，美国没有必要为8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不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买单”。美国此举对国际社会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努力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例如，澳大利亚等国也一直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

　　发达国家在承担全球气候变暖责任上的相互推诿，人为增加了国际环境合作的难度。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争相高擎环保旗帜，频繁出席世界和地区间的环境会议，但是在时下不断兴起的环境外交领域，不难发现新时期南北斗争的缩影。面对发达国家所青睐甚至是咄咄逼人的环境外交，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反应常常“别有一番滋味”。2007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玛格利特　繁纯颂乩米魑瞎怖砘崧种抵飨纳矸葜鞒职怖砘嶙ㄌ饣嵋椋嵋榻虮浠形踩侍舛糜诎怖砘嵋槭驴蚣埽袄硭比弧痹獾搅舜蠖嗍⒄怪泄业姆炊浴?007年6月7日，尽管八国峰会勉强同意“认真考虑”德国等方面提出的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0%的建议，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将它们纳入“后京都议定书”并承担具体的减排指标的提议深表不满。

　　不同国家对生态问题的价值判断的不尽相同，决定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必然是复杂而又曲折的。气候变化应对的步履维艰，印证了传统国际环保路径的局限性，从而推动了生态政治理念的不断推广。

　　生态政治理念

　　开启国际环境治理的新视角

　　生态政治理念的出现，对有关全球既有财富、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的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义的新命题。

　　首先，生态政治理念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引发了传统主权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生态政治学里，国家之间的“环境学习”是认识国家主权的必需途径。为了满足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解决共同生态难题的需要，国家在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已有平衡正在发生悄然变化：一方面，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权威性不断加强。在“环境学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北方国家认识到，如果南方国家持续贫困，那么其环保能力势必下降，改善环境的目标最终也将落空；同样，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也认识到，生态的破坏不仅影响到本国的福祉和国际形象，也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关注以及造成世界性危害。这样一来，南北国家必然会逐渐认可，需要对生态问题管理权做出部分让渡，以此维护共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在生态政治理念的指引下，未来世界必然会朝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的方向迈进。

　　其次，生态政治理念重视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生态政治理念所面临的一个大困难，是如何正确看待“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活领域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与普遍性：一方面，生态环境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与其他领域息息相关，人们不可能孤立地看待和应对。围绕“可持续发展”引发的争论，最能反映出人们理解生态环境所遇到的困难。“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其中存在一系列内在联系与矛盾。例如，可持续发展不仅应当保证生态的平衡性和持久性，而且需要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建立起对应的联系。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以后，人们试图对国际生态环境的传统管理注入新的内涵，例如，关注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债务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这种学习过程既无成功的样板，也无短期出现飞跃的可能，而只能处于一个长期过程。

　　最后，生态政治理念呼吁全球市民社会的出现。生态政治理念提出了世界政治需要进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由于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不断恶化，在主权国家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削弱的同时，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潜力，管理各种生态保护问题的各种国际制度安排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光明的前景。实际上，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不仅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也能制定一些重要的生态政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生态保护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可以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等等。尤其是，全球生态危机的不断加深，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随着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类-环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政治认同有可能超越领土边界的限制，进而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全球市民社会――将会随之出现。

　　简言之，生态政治理念的普及，已经并将继续部分地改变人们对人类自身安全和发展的议事日程，必将为新世纪国际环境治理开辟新的思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