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某些原则
人文主义的科学批判向许多前沿发展，批判科学狭隘的文化优越性（Gehlen）或其宽泛的范围、意向的模棱两可性（Medawar）。科学既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又给人们带来了恐惧，既解决了问题， 同时也生成了新的问题，比如基因工程所引发的生物伦理之谜；难道我们要毁坏所有的“有缺陷的”基因吗？对一些批评家来说，这样的问题揭示了科学家总是忽视科学发现所可能带来的政策内涵（Weissmann）。科学也自始至终以男性为主，把妇女排除在其“硬”学科之外，用貌似有理的逻辑证明其合理性（Hubbard）。这些歧视状况违反了人文主义的分配与整合的价值观。而分配与整合正是生态批评家所要假定的原则。
整个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常常质疑科学的规模与真实性。迪尔塞（Dilthey）的“人类科学”断言科学知识与人类理解之间存在着差异，强调了意识和交感直觉表现了受文明教化的痕迹。战争与种族灭绝令这种乐观主义黯淡无光。然而，在人文主义者中间，仍然确信体验以心灵为中心的，与时空的真实性无关。文学评论家仍然不惜代价地相信诗歌和梦想，认为他们看到诗歌和梦想能提供与物质实体之间可供选择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最近在治疗精神病的化学药剂方面有了重大进展，但精神分析批评仍然经久不衰。作为情绪与自我的哲学家，人文主义者总是在药物学与“谈话疗法”之间更相信后者，认为弗络伊德与克里斯蒂娃比锂或普鲁扎克（Prozac）更可信。
文化批评家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而不相信物质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通过忽视自然科学来影响环境历史。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中，经济学决定社会历史，因此资本主义成为所有矛盾、压迫、虐待环境的根源（Crosby）。这样的观点忽视了许多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动荡是自然的平常现象；土著居民和社会主义者常常会造成生态灭绝。革命的理论总会忽视自然对生产的约束：农民们很清楚，水灾和虫灾会将几年的设计规划毁于一旦。在乡村的农业生活向城市工业化生活方式演变的时候，一致的手段更能检测社会体制如何变化（Benjamin, Williams）。强调空间和劳动的互动与生态学不谋而合，同时也形象地说明自然条件可能会影响信念。正是接受这种目的论的历史学家们预见了生态批评的发生。生态批评同样希望不完善的社会条件会得到改善。
在话语分析的后结构主义浪潮中，几乎完全不参考自然科学。文化建构代替了现象界。物质内容和对象隐藏在阅读的背后。一位文化理论家把天气和景物描述为不比政治共谋强多少（Ross, Strange, Weather）,回荡着完全由种族、性别、阶级、金钱以及其他物质社会因素构成的新历史主义文化阅读的偏见。而他们的政治着眼点是夸大以社会条件为背景的方法，缩小影响历史的自然力量（Thomas, New Historicism）。另一个方面，对解构来说，所有秩序和结构的观念都成为了一种诅咒，因为语言被认为不具有稳定的意义。这种观点主要被看作是仇视权利规则，而不是一种新的自然或文化的思想（Argyros）.
生态批评不是从科学中抽取可资使用的表现语言（模仿），而是要检查它的指向能力（指示功能）。亚洲语言的指示功能比欧洲语言更丰富，它可以确定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的实体性。通过指示功能，意义从所说的或符号所表示的延伸到物质空间：我-你，这里-那里，这-那。像空气与水一样平常，指示功能表达相对方向和方位，是描述的认知基础（Jarvella）。在解读土地的学习中，我们不能只是说出物体名称，还要指出他们的行为特征：松树生长在沙质土壤中，橡树生长在泥土中，因此他们吸收水分的速度是不同的。如一位研究地方的学者所注意，景物拥有许多名称和故事，以至于学习并把他们记录下来已成为测绘文化范围的一种方式（Ryden）。生物地理学家就是如此，阅读有关地方生命和土地形式资料，然后再用生态学勘定他们的互动关系（Brown）。
在自传体的著作中，生物学家常常断言语言增强了他们同化与表达的能力。刘易斯•托马斯认为语言是生活的核心，他认为语言具有机械和有机两种特征，“而且是我们转换能量的主要方式”（Thomas, Lives of a Cell）。爱德华•O. 威尔逊坚定不移地投身到科学写作中。他也认为诗歌使科学“集中体现对人类本质的彻底揭示（Wilson, Biophilia）。这些并非沉醉于隐喻的怀旧之思，而是从田野作业的生活中、从对自然符号的解读中，以及努力把这些传达给读者的创作中攫取的联系。地球科学因其通过文字成分解释自然形式而具有描述性。某位学者认为，达尔文通过创作，通过叙述与说明得出宏大结论，综合创造出进化论理论（Tallmadge）。地理学家常常把构造过程描述为“用石头创作”，这一类比细述了他们学习自然历史的过程（Raymo）。
地球科学家意识到语言描述的习惯决定了文字造就他们的学科的程度。《进化生物学的关键词》（1992）就是一例。在这本书中，科学、哲学、及历史学的学者阐释了随着时间的消逝意义发生变化的有影响性的术语。关键词是文化历史学家雷蒙德•威廉姆斯（1976）提出来的，范所涉范围从适应到目的论，而它们演变的意义造就了许多领域的理论和策略。编辑们注意到，关键词不仅仅反映语义之争而且“粗略的测绘出某些争论与变化的领域”（Keller 6）。所涉范围是良莠不齐的，因为科学术语常常受社会和句法变化的影响。这样的不稳定性导致科学具有，至少部分拥有隐喻的特征。而隐喻，如生态批评探求使用与滥用自然与土地的隐喻时所作的，扩展了意义。
生态批评家比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更能侦察出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可比性，但后现代主义者不是出于生态中心的观点，也不是前所未有的。早期的形式主义者展示了语言的系统研究。杰考伯森（Jakobson）的研究如此规则以至于与遗传编码相差无几。新批评通过细读探索词汇的复杂多义性，坚信词汇共用一个有机联系（Krieger）。结构主义与符号学重视描述性语言，准确地描述了形成文化的符号和所指（Blanchard）。读者反映理论强调解释“翻译性交流”中的社会与交互本质（Fish）。口语与书面语的研究从内部与外部形式考察了语言的进化，诸如书写把思想客观化，但也征服了前文字文化。（Burns, Goody）。
有远见的生态批评家也是神话与人类学的结构主义批评家。他们从农业庆丰收的仪式中，研究表现自然条件或努力抵抗如饥荒和洪水这样灾害的象征（Blumenberg）。种族和后殖民研究非常强调区域，但是他们论述的是政治和文化空间而不是物质环境。生态批评最终可以从社会组织怎样与土地使用与滥用的宏观历史关系的角度对民族、种族进行批评。随着土地交易的进行，人类开始退化。在可恶的财产制度中人类像个物件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Dixon）。
生态批评在女权主义和性别批判家那里呼声最高。他们强调用地方观念界定社会地位。尤其对“女性地方”感兴趣，女性地方常常被叙述为阁楼或储物间。在确定了合适的环境之前这些场所都是包含也保持个性的地方（Gilbert and Gubar, 《阁楼上的疯女人》；Sedgwick）。一些女性主义者把解剖与地理学等同起来，把女性的身体/文本想象为“男人免入之地”向敌对的男权世界，等级制度示威（Gilbert and Gubar, 《男人免入之地》；Pagano, kolodny）.但是在这本书中，很多性别差异的思想仍取自弗洛伊德理论，而不是最近的生源学。生态批评把性研究推进到进化生物学研究，这时，共享的就不仅仅是文化空间。
文章录入：ahaoxie 责任编辑：ahaoxie
|
延伸阅读
|
精彩图片
文章评论
数据载入中，请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