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峰会

　　在1997年的京都气候变化大会上，我作为欧洲谈判代表，同阿尔·戈尔(Al Gore)等政治家一起拟定了《京都议定书》。我们受到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巨大挑战，这些人中就有乔治·布什。但是，科学证据表明，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将波及到每一个国家。

　　《京都议定书》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目标的初始制度。但是一项更为广泛的新协议，即京都议定书的后续协议 (Kyoto II)，却进展缓慢。我认为新的协定应当以若干重要原则为基础，今天我想概括一下这些原则。《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针对碳排放目标的法律框架。它创造了联合国的责任分担理念，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重要原则。

　　在欧盟内部，我们率先实践了这一原则，欧盟27国可以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工业发展水平设定不同的目标。例如，西班牙可以增加15%的碳排放量；葡萄牙可以增加27%，希腊可以增加25%，丹麦可以增加21%。而较发达的欧盟国家则需要减少碳排放量，英国同意减排12%，德国减排21%，而法国可以采用零减排目标，这反映了她过去在发展核电和水电方面的进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这一概念必须成为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 (Kyoto II) 的核心理念。

　　在去年12月的哥本哈根大会上，谈判代表们讨论了如何将《京都议定书》延长到2012年之后，达成一个新的后续协议。哥本哈根大会虽然不是彻底的失败，但也收效甚微。人们过多地期望在哥本哈根能达成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这种期望是不现实的，大会反而为其所累。今年12月，下一次气候变化峰会将在墨西哥坎昆(Cancun)举行。我同样不认为我们能在那里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我们用了五年时间才达成最终的解决办法。英国气候变化专家尼古拉·斯特恩近期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坎昆峰会上努力达成一项政治协议，以便为在2011年达成国际条约奠定基础。这一想法比较实际，但也行之不易。

　　为了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这份协议必须对所有相关方都公平。发达国家必须起到表率作用，而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有所作为。在欧洲，我们会采取行动限制碳排放，同时支持发展中国家走低碳增长的发展路径。发达国家必须兑现在哥本哈根峰会上的金融支持承诺，即在2010年到2012年提供300亿美元乃至更多的快速通道资金，以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尽管最近出现了衰退，但到2050年世界经济仍然会增长至当前经济规模的四倍，这意味着碳排放量至少必须减少到目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套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控制系统，这一系统不应通过强权来贯彻，而是应当在一个所有国家都愿意遵循的现实的管理框架下施行。

新的全球共识

　　为达成新的全球共识，我们首先需要接受一系列公平公正的基础性原则。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Kyoto II)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共识去认可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其重要性的程度在以前的国际协议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少数强国与富国已经不可能再主宰其他国家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应当得到充分的承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面对现实。在墨西哥的会谈应当受制于一些普遍接受的原则，在此我谨将我认为应该遵循的那些原则概括如下：

　　五项基本原则

　　首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基础性的原则应当是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Kyoto II)的核心。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应承担最多的责任，而这些问题正是他们首先造成的。

　　第二，未来的协议应当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普遍使用，并包含所有国家的目标和承诺。这些目标和承诺必须现实，并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觉得这些目标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阻碍了他们沿着发达国家的高碳增长模式发展。然而，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接受能源效率目标的需要。例如，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每单位国民收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到45%；印度的这一目标为20%到25%。接受能源效率目标和碳排放目标对于确保达成协议是不可或缺的。不同种类的目标需要区别。人均碳排放目标在气候变化的新共识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碳排放目标是人均20吨；欧盟和日本分别为人均10吨和12吨；中国5吨，印度2吨。这清楚地体现了国家间贫富的差距。这一差距是巨大的。要找到公平的二氧化碳减排途径，人均计量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项原则是，新的协议必须要反映各国的贫困程度，必须坚持社会公正，并认识到相对贫穷的国家也有工业发展的权利。地球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即26亿人每天生活用度不到两美元。社会公正原则要求我们在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Kyoto II)下继续减少这一水平的贫困人口。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增长的需要和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反映在他们的减排目标中。减排计划意味着碳排放量将要比不实施减排的情况低。

　　第四，为了建立信任，协议应当要求各国遵循“负责”和“透明”的原则。

　　第五，应投入适当的资金，以便发展出一些机制来协助发展中国家转向低碳增长的模式。相对富裕的国家应当为他们所造成的问题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

　　最后，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当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方面的高度尊重。中国有机会、也有责任在这些问题上起到领导作用。

　　后哥本哈根时代

　　然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接受外部的法律约束，因为这相当于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外国控制。这可能意味着首先受到了那些造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富裕国家的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需要意识到负责和透明的必要性，并考虑如何建立全球性的信任，以便所有的国家都能负起责任。在一个可信和透明的国家框架下，每个国家自行设定碳排放目标是有可能的，分歧在于这些目标是否可以由某一外部机构按法律来强制执行。碳排放目标执行的透明与核查机制是必要的。中国、美国和欧洲有义务向世界展示如何实现这一点。的确，如果在2010年能够达成政治协议，就有可能在2015年之前判断出一项法律与自愿相结合的协议是否可行。

　　欧洲需要保持其法律框架，而美国能够也应该承担起《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更大的责任。

　　在英国，我们已经做到了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减少1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远远超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12％的目标。这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气候变化税等强有力的措施，重工业用户如果不能实现规定的节能目标，将面临经济处罚；而成功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提高能源效率的用户则可以免于该项税收。英国率先引入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这一机制后来成为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模板。在几十年的投资不足之后，我们还在公共交通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使用公共交通的乘客因而极大的增加了。我们还引入了房屋保温项目等多项其它措施，有效地降低了能源使用水平和家庭费用支出。同时，英国还启动了绿色商品产业。我们不仅超额完成了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也消除了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代价的错误看法。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英国实现了33％的经济增长，同时实现了二氧化碳减排8％，并为200万人解决了就业，这是在公共领域进行重大投资的不同结果。

　　相对富裕和发达的国家必须坚持这一类的管制要求，并加以必要的研发，以便为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做出更大的贡献。去年早些时候，英国提出了“可再生能源战略”，旨在实现可再生资源的根本性增长，完成其法定的碳排放目标。到2030年碳排放将减少七亿五千万吨。去年英国还率先提出了一项名为“英国低碳转型计划”的气候和能源国家战略。该计划为英国从现在起到2020年的转型提供了路线图。这两项战略均由上届政府引入，我相信它们今后仍然会是英国环境立法的关键组成部分。

　　上海世博会在可持续的建筑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绿色经济涵义的清晰图景，我们现在所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零碳工厂就是一个例子。这类设计不应作为一个特例，而需要快速推广为所有新建筑的标准。我也很高兴这座建筑将会永久保留在上海，而不像其它场馆的临时建筑那样在世博会结束之后就被拆除。从电力车到碳交易市场，这一系列的创新将创造出新的产业，并产生财富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即便在现今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财政紧张的气候下也是如此。

　　欧洲和中国时常夸耀与对方拥有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往往流于形式。现在我们适逢良机：在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Kyoto II)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各自都能下定决心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在普遍原则方面达成共识，并联手克服各种困难，我们就能将战略伙伴关系变为真正的现实。作为领导人，我们是否能够成功的确立京都议定书后续协议，将受到下一代--也就是你们这一代--的评判；而你们这一代是否在你们自己的生活中做得足够好，实现中国和世界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也将受到后人的评判。

　　作者简介：彭仕国(John Prescott)是英国前副首相。

　　智库简介：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成立于2003年，在较短的时间内跃居欧洲顶尖的中国研究智库之一，并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该所在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与环境等广泛的议题上，从事独立的或受托的研究，为政府与一些商业机构的决策提供顾问支持。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在该所创立早期出任过研究所长，Richard Pascoe为上一任所长，王正绪博士为现任执行所长。

　　编者说明：本文选自2010年上海世博会诺丁汉大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大会圆桌讨论会议开场演讲，时间为2010年5月27日，来源为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七月份的China Policy Institute Update。原讲稿较长，编者在采用时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