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谈判前传

　　波恩是一座德国西部小城。城南，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群：马里蒂姆酒店(Maritim Hotel)。自上世纪70年代起，这里就经常举办各种环境问题国际会议。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以来的18年里，参加气候谈判的各国代表们每年都要在这里逗留至少几周时间。对很多长期参加气候谈判的人来说，回到马里蒂姆，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上周，8月2日~6日，今年第三次气候谈判又在这里举行。经过激烈争吵(在气候谈判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景)，与会各方更新了谈判文本，为年底的墨西哥气候大会做进一步准备。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坐在一起讨论甚至争吵？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从何而来呢？

　　笔者在前一篇评论中说过，极端天气既可能是全球变暖的结果，又催生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气候谈判的一切，都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场大旱。气候谈判的“前世”——世界气候大会正是由此而来。

　　1973年，非洲撒哈拉地区发生大范围干旱，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场气候灾难触目惊心，引起了世人的警觉。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根据受灾国家的提议，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开展气候变化研究。“气候变化”这一概念由此创立，或者说，进入公众视界。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并不落后于世界。早在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国首次召开环境大会，会议资料中就已经有“气候变迁”字样。1974年，邓小平率团参加了六届联大。1977年，我国出版了《气候变化的若干问题》一书(实际上是一个资料集)，标志着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科学领域在中国扎下了根。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于1979年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诞生。在当时，这曾被认为只是一个松散的气候学术组织。今天，IPCC已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呼风唤雨”，直接影响着气候谈判的过程与结果；同时，也因“气候门”、“冰川门”等丑闻饱受质疑。此为后话。

　　我们知道，整个气候谈判有两大科学前提：第一，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是变暖；第二，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这两个前提目前已经得到科学界和政治界的广泛认同。

　　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情况并非如此。直到那时，人们讨论的还是“气候变化”，并非“全球变暖”。这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界不仅担心气候变暖，也担心气候变冷，美国气候学界甚至认为全球变冷是主要威胁。而在气候变化的原因上，当时的学术界也更多认为是自然原因，包括太阳的作用与大气系统等，人类在其中的作用尚未被足够认识。在IPCC的第一次评估报告中，人类对气候变化的作用被认为只有10%。

　　很多科学家在此后的研究中扭转了这一认识。其中，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汉森的作用非常突出，尽管他本人也备受争议。

　　汉森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名大气物理学家。当时，已经登上月球的美国瞄准了另一个目标：金星。汉森因此受命研究金星的大气构成。在研究中，汉森发现，金星大气起到了“温室效应”，即金星大气中浓密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就像玻璃一样，在允许太阳光穿透“大气玻璃”为金星“加热”的同时，阻挡了金星的“散热”，使金星表面达到约400摄氏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温室”。

　　汉森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金星上面：由彼及此，作为与金星最“像”的行星，地球会不会存在同样的危险？

　　1975年，他在学术上第一次提出“全球变暖”概念。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一次次超级热浪袭击欧美各国，“全球变暖”得到公众乃至政界的重视。1988年6月炎热的一天，汉森走进美国国会，对议员们指出“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效应已经形成”。从此以后，“全球变暖”变成显学。汉森也被称为“全球变暖研究之父”。

　　在世界舆论(当时主要还是欧美国家的舆论)的高度关注下，1990年，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举行。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表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大量生产活动致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不断积聚，21世纪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将前所未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宣言还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但是，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的西方工业国家对此尤其负有责任。这些都成为后来气候谈判的基本原则。

　　从那时起，各国就已经在为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约作准备。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放签字。这标志着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从学术进入政治，是气候谈判的“零公里”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