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 过一辈子人生　干两辈子环保

　　推动媒体和NGO的良性互动

　　走进环境保护领域的时候，汪永晨是个记者，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阅读绿色”，接听环保热线，带领听众和她一起“走进自然保护区”，加之她喜欢在媒体上写文章，所以不少环保议题都很早就由她报道出来。比如1996年云南德钦县砍伐天然林事件，就是她和同事们在媒体上曝光，最终推动了国家出台禁止天然林砍伐的法律。

　　1998年，保护藏羚羊的呼声很高，汪永晨的一部广播特写《走向正在消失的冰川》，讲述了全球气候变暖给青藏高原带来的影响，也讲述了藏羚羊在长江源的境遇。这个节目最终获得了亚广联广播新闻大奖。

　　到了2003年，汪永晨和中国青年报张可佳等赶到即将建水库的木格措采访，她们的报道，及在“绿色记者沙龙”上的信息发布，带动了上百家媒体跟进。甚至一时间，国内外的舆论聚焦在那里，使得工程暂缓以及重新讨论，从那时开始，汪永晨意识到了媒体影响环境领域决策的可能。

　　于是，人们开始讨论:中国的NGO走上了政治舞台。

　　北京大学研究志愿者的专家丁元竹说:“‘绿家园’不仅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迈出了一步，对人和人之间也在探索一个新的方式。”著名学者杨东平在总结“绿家园”10年历程时认为，无论是“自然之友”还是“绿家园”都应该在公众参与上有所作为。在这方面“绿家园”是走在前面的，有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表现。如在水电开发的公众参与方面，而且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对整个国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汪永晨至今记得，她第一次前往怒江之后感到的焦虑。在她们接触的怒江民众中，初问，99％的人都赞成修筑水坝，对绝大多数的怒江人来说，水坝意味着脱贫致富，奔小康。至于修筑水坝带来的种种后果，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甚至没意识到，一旦修好水坝，他们将可能永远从这片世代居住的地方迁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知情权，更不知道什么是公众参与。

　　一个水电站投资几百亿，由于破坏了一些团体的利益，汪永晨和她的一些朋友们都曾被冠以反对现代化、伪环保的恶名。

　　汪永晨常说，环保NGO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太悬殊，虽然有时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到最后往往还是无能为力。“不要高估了中国的NGO，我们和这些利益团体较量，感觉就是业余队和专业队在一个赛场上比赛，不是一个层次的。”

　　正因为这样，汪永晨非常珍惜现在每月一次举办的“绿色记者沙龙”。这个沙龙经常就当前最热门的环保议题，请专家跟各媒体记者交流。这不仅提高了记者的环保知识，往往也能让很多记者产生对同一个议题的关注，并形成大规模媒体报道的效应。在中国环保NGO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对众多决策发出自己声音的过程中，类似这样的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汪永晨说，记者沙龙不仅仅是一个课堂，也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场所和不同观点对话的平台。

　　2006年，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们在全国11个省会城市举办过绿色记者沙龙。

　　活动过后，一些城市就保留了这个形式，定期举办；她还和朋友们一起做成了绿色记者沙龙网，请各地记者帮忙，监控15个城市的环境状况。媒体和NGO的良性互动越来越广泛。

　　汪永晨自己也感慨，为什么记者和NGO人士相互转换的情况会在中国形成趋势，她明白媒体和NGO有时候有着不同的立场，“只是目前NGO的力量太弱小，而所做的事情又很迫切，所以才赢得媒体这么多的关注。”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记者的本行”，汪永晨说。

　　困难与希望

　　从事环保多年，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压力也都体会过，但汪永晨自认，她所承受过的最大一次压力来自于媒体。

　　在2003年、2004年媒体几番报道江河建坝之后，恰逢印尼海啸暴发。汪永晨在《新京报》上撰写文章，呼吁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很快，一位院士在另一个媒体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文章——《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之后汪永晨又写了《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一场围绕科学和自然的大讨论在媒体上拉开了序幕。

　　一开始，这场论辩似乎只是观点之争，但不久论争转入对于国内民间NGO的立场清算，某些学者认为民间NGO组织接受了国外的捐款，可能有并不纯良的居心，于是连NGO所做的项目也是值得怀疑的。双方的讨论迅速朝意识形态化的方向滑落，甚至成了对民间NGO的口诛笔伐。

　　“真的没有想到，从民间NGO起步开始，虽然时常有与利益集团的斗争，但意料不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也站出来指责我们。”时隔两年，汪永晨对这场讨论仍然有很多感慨。但现在的汪永晨更愿意把这场论辩当作另一种力量对于环保组织的监督，“原来我们热情有余而专业

　　性不够，因为有了监督，现在我们正变得更加科学、更加专业，所以还是要感谢他们的批评。”汪永晨说。

　　通过这个事情，汪永晨也更加体会到，推动环保事业与利益格局或者与不同观念立场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所以面临各种各样的障碍都是可以预见的。让她感到高兴的是，近来民间NGO和一些政府部门有了越来越多的沟通和接触，甚至还能相互支持。现在，她和朋友们还会在一些外交场合出现，向国外的友人，甚至是国家元首介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人，尤其是缺少领军人物，这是我对环保NGO事业发展最大的担忧。”汪永晨说。

　　今年是让人焦虑的年份，各地的环境灾难频发。汪永晨正和媒体与NGO的朋友们商量，可以集合在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偶尔闲下来的时候，她也会想，“为什么这么多年的努力，大自然却没有变得更好呢？”

　　然而她也会转念想，“木格措、都江堰的水库已经停建，怒江和虎跳峡的工程也缓建下来了。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并影响到决策中的事例越来越多。北京六里屯垃圾发电暂停、厦门PX项目暂停、上海磁悬浮列车要进一步论证，公众关注环境，关注自然，关注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切的努力总算还是有所回报的。民众已经觉醒，更多人还在继续参与进来了，总会一点点好转的吧。”她这样宽慰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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