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人类整整走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三十年，是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和复苏的三十年，是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绿色文明的三十年。

　　前不久刚刚闭幕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激烈争议的余波还在回荡。这次会议虽然未在世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但是，在统一对全球严峻环境形势的认识上，特别是在实施《21世纪议程》的行动计划上，还是取得了新的进展。回眸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在这颗星球上发生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其中包括了生态环境领域的变革。我感到欣慰，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我出席了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会议和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1年开始，又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名人小组成员，参与了2002年8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筹备工作。作为一个见证人，我亲眼见证并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变革，我愿意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变革的欢欣和痛楚，也希望通过回顾历史过程，有助于每个关心环境事业的人士去思索、去寻找世界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一个路标——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1972年联合国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路标，对推动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文件上，其一是由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为会议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这是第一份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完整报告。报告不仅论及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将污染问题与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工艺技术影响、发展不平衡，以及城市化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和研究，并力求找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道路。这份报告对会议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可以说成为会议的基调。其二是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指出：“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宣言》所提出的在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方面的基本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推动下，人类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了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研究发展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综合发展观”。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指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其经济发展不仅包含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收入结构的合理化、文化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增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体现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的同步进行。这种新的综合发展观在实践中逐步演变成“协调发展观”。

　　1987年，联合国委托以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交的著名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理念----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从这个定义看，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至少包括三项基本原则：（1）公平性原则，包括时间上的公平和空间上的公平。时间上的公平，又称代际公平，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空间上的公平，又称代内公平，是指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人们都应享有同样的发展权利和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2）持续性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是以不超越环境与资源的承载能力为前提，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3）共同性原则。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过程不可能一样，但都应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应该是共同的。同时，该报告又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比较具体的目标：（1）消除贫困和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2）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3）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给年限，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4）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5）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6）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危险的有效控制。”

　　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又共同发表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提出：“要在生存于不超过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并且提出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着重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即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生存战略》认为，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不相同的发展目标，但是，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须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障人类平等和自由权利的环境，才是真正的“发展”。

　　中国环境保护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之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我们也逐步跟上了国际环境保护的潮流，并逐步参与到探索新发展观和新发展道路的艰难历程中。1973年，中国环境保护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会议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有没有环境污染和公害。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教条主义盛行，人们的思想被封闭，不愿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环境公害，认为那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谁要是说中国有污染，谁就给社会主义抹黑。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可在当时这却是一个谁也不敢质疑的信条。但是，来自全国各地和各界的代表摆出的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却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环境问题，并且很严重。可以说，这次会议惊醒了沉迷于“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人。会议之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从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艰难起步了。

　　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步上了快车道。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已从一般号召，开始向法治化迈进。但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先污染后治理，还是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的路？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不少政府决策者和理论界人士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客观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公开宣扬“先建设后治理”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致力于三个方面的工作,探索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战略，研究建立环境保护制度，强化中国环境管理体系建设。

　　根据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快速增长，庞大人口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很突出的国情，我们提出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使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以经济发展来推动环境保护，以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发展，鲜明地提出了“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就是:“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方针。这些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只要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把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的战略、计划和政策中，从预防做起，从源头做起，就可以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70、80年代国际流行的环境保护认识看，中国是比较早地强调应当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结构、布局调整和工业技术改造，强化管理等宏观的、综合性的经济环境措施来化解环境问题，正确地表述了中国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和探索方向，是与以后在80年代末国际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一脉相承的。

　　80年代初，在环境保护战略和政策的探索中，我们提出了“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适时的、醒目的方针，把环境保护从经济发展的边缘移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往往把环境当作一种无限的、没有价值的要素，传统的经济核算方法也没有计量环境的价值。因此，60－70年代，环境保护问题往往处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决策的边缘。为了说明环境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曾经多次组织专家调查和估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据80年代初的估算，环境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4%。这一巨大的、令人震惊的数字，也是促使国家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的重要依据。从20年来国内和国际环境保护的实践来看，这是很富有远见的决策。

　　中国存在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环境治理走什么路？摆在面前的比较成功的经验，是西方国家走过的“高技术、高投入”之路。但是，中国经济和技术都很落后，承受能力有限；同时，大量的环境问题又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我们提出最现实，也是最有成效的办法是靠强化环境监督管理，靠政府采取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以监督去促治理，以监督去促保护。如果模仿西方国家治理之路，实际上是把环境保护工作封禁在一个寸步难行的境地，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强化环境监督管理的工作方针，引起了广泛讨论。讨论的结果达成了共识。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把强化环境管理确立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方针。其主要措施有：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制定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具有权威的管理机构，严格监督规划和法律的实施。依照这样的思路，初步建立起了同市场经济接轨的环境管理体系。

　　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模式和环境管理模式探索的基础上，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明确地提出要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其主要内涵有两个方面：在大政方针上，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宗旨，把在80初以来陆续提出的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等政策思想确定为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在具体制度措施上，把一些在中国环境保护实践中有效的作法和经验进行总结、提高和升华；同时，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一些管理制度和措施加以消化吸收，形成了以八项环境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套环境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符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使三大环境政策有了配套的制度和措施，促使环境管理工作由一般号召走上靠制度管理的轨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变。由于实行积极的环境政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防治工业污染、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保护自然环境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