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路标——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发大会

中国近年来有关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策和计划

《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以及上万名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里约环发大会是人类在认识和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方面的一次飞跃。通过里约环发大会，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从直接成果上看，会议通过并签署了五个重要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所有类型森林问题的不具法律约束的权威性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中《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为今后在环发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确定了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也是对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一次积极探索。

　　环发大会共识的核心是：要以公平的原则，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这一点在《里约宣言》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已经被清楚地阐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要求是：（1）发达国家必须改变目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包括改变现有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减少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通过“把自己家里先整顿好”来为其他国家做出示范，做出表率。（2）发达国家通过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得到发展，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能力保护和改善环境。（3）国际组织及机构采取措施，保证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公平性，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4）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些关系的问题上，如环境与贸易问题、知识产权与环境技术转让问题以及保持当地传统文化等问题上，必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与权利，不以环境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贸易设置壁垒。应该看到，各国在环发大会上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来之不易。它既是人类在长期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得出的理性认识和经验总结，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国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政治性谈判的产物。为此，环发大会倡导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以新型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世界范围的合作，为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远大目标而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在环发大会中表现出来的、并为各国承诺的合作精神，称为“里约精神”。

　　在里约环发大会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具体表现在：（1）《气候变化框架公》、《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荒漠化公约》等诸多环境公约相继生效。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公约、条约和议定书不断出台，公约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有关公约的实施正在取得进展，有的已产生良好效果。（2）各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努力，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150个国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2000多个城市制订了地方《21世纪议程》。（3）各国际组织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21世纪议程》在全球的执行情况，联合国系统内外的许多机构都将其经常性活动与实施《21世纪议程》结合起来。（4）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全民环境意识大大增强，关心并参与保护环境的人与日俱增。环发大会以前，发达国家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政府重视环境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在不足十年时间里，民间环保组织已遍布全球，并空前活跃，在促进从社区到全球的环保行动方面发挥着广泛、积极的作用。（5）国际社会从总体上对各项环境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政策措施日益具体化。在一些环境保护比较成功的国家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不断出台，政策体制更加灵活。一方面，政府的法律、政策和标准等不断细化、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措施、税收、生态标签、排污权交易等手段，调动市场的力量，引导并推动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改变。

　　环发大会及大会达成的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对中国逐步向可持续发展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推进《21世纪议程》的实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行动。在这10年中，中国在环境与发展方面有5个令人振奋的重大变化：（1）由传统发展方式开始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环发大会后一个月之内，发布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指出重点领域的目标和措施；当年7月，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起草《中国21世纪议程》，国务院于1994年3月正式批准了这项报告，成为世界上率先编制《21世纪议程》国别报告的国家。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两大发展战略。(2)由环境污染治理进入自然生态的恢复与建设。在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后，提出了全面停止长江、黄河上中游天然林采伐，明确提出有计划地退耕还湖、还林、还草的要求，并把生态恢复和建设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目标，制定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启动了自然生态大规模恢复和建设的行动。（3）由对局部地区的工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进入到对国民经济总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九五”期间，国家从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等目标出发，积极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大力限制资源消耗大、污染重、技术落后产业的发展，压缩其生产能力，并取缔、关停了8.4万家“十五小”企业，淘汰了一大批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小玻璃、小炼油、小火电企业，从源头减少了经济发展对资源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4）在对城市和工业污染加大治理力度的基础上，开展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流域的治理。从“九五”开始，在全国实施了“三河三湖两区一市一海工程”。通过对重点流域和地区采取的大规模污染治理行动，有效带动了全国污染防治工作的进展。上述行动表明，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把环境保护摆上了十分重要的议事日程，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5）环境管理由传统的行政命令加计划，转向依法行政和管理。在这个期间，先后制定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气象法》、《种子法》、《防沙治沙法》，并对《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等作了重大的修改，初步建立起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参与了各项全球环境问题的谈判和重要活动，签署了多项环境条约和多边协议，双边和区域性环境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成为国际环保合作中的一支活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