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羊引出的问题

　　周末出门，车在美国南方乡村一片片家庭小牧场中穿过。最多的是牛群，偶尔有一些马，也有羊。
　　以前的小农经济，被大农业的浪潮冲垮之后，农民就各谋生计、改行了。可留下的土地杂草丛生，让人感觉不舒服，也让勤劳惯了的农民，觉得是浪费了土地资源。于是围上围栏，养上一群牛，对家庭有点经济补贴，成为最佳选择。不论养牛养马，都是个正经行当，很费心。不耐烦把牧业当作营生的人家，就养羊。
　　养羊主要就是当作割草机。养的都是山羊。山羊耐粗饲，不仅吃草，也吃小灌木，就可以把撂荒的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例如小叶女贞，在中国被当作庭园树，长得秀秀气气，在美国南方却是疯长，又结籽多，一出一大片。有几头山羊，就可以“吭哧吭哧”地解决掉长得半大的灌木丛。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就养山羊，她的丈夫从来不画画，却用黑纸剪出了漂亮的山羊顶角图，贴在他们的冰箱上。
　　在草坡上，羊群简直有款款入画的感觉。可是，自从看了一些有关中国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文章，再看到山羊，就是别样心情了。
　　从一些资料读到，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1981年与日本合资的羊绒集团，1981年以前，草原没有山羊，后来山羊却成倍繁殖，1990年后，牧区生态急剧恶化。大家说，那是因为“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草根”。现在，草根吃光了，草原开始沙化，大批骆驼死亡，羊群们更是饿到了“羊相食”的地步，只能吃彼此的毛生存，牧民不得不给羊穿衣服。
　　和朋友谈起，他们说，早就知道这个情况，所以都自觉地不买羊绒衫。因为羊绒衫正是“问题羊”———山羊的产出。不买羊绒衫，也是提倡环保的号召。隐隐觉得，我看到的对事件的描述和应对，好像有些什么地方不对。
　　例如，由于是日本商人的投资，就出现一些把事情本身和日本侵华战争类比的说法，认为是转移有害产业的阴谋。在今天，其实需要形成一个思维习惯，就是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限定它的范围。现在各国的企业、集团，都是私营的，投资是私人行为。因为一个私人行为，引出对其所属国家的仇恨，至少是无的放矢，浪费了激情。
　　海外和国内企业的情况是一样的。无可否认，商人是趋利的，趋利也无可非议。而对一些行业产品可能的危害，不是依靠企业家本人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而是依靠法律的制约。有许多传统产业，例如烟草行业，在一些国家有了日渐苛严的规约，甚至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诉讼，巨额赔款之下，没有利润了，商人就会寻找没有规约的海外市场。假如相反，商人在海外遇到障碍，而在本国没有约束，也自然不会舍近求远。这里不存在商人爱自己国家和欲图伤害他人国家的政治定向。理解这一点，对我们的好处是，不仅可以减少无端的族裔间、国家间的仇恨，还学会如何从正确的方向、从法律的角度保护自己。包括合资企业的工人权益，也是如此。
　　就说山羊，山羊并不把我们邻居的草场啃出秃斑来。那是因为我们听到“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草根”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山羊在没草吃的时候，才吃草根。
　　连草根都没有的时候，山羊还会相互吃羊毛。不能因此就说，“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羊毛”。所以，问题并不出在山羊身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海外商人来投资，假如他们拿着枪杆，逼迫我们接受，那是侵略。假如是晓之以利，就是双方情愿的合作。不仅投资彼方看中的是钱，合资经营的此方，看中的也是钱。那么，我们是否受了对方的欺诈呢？是不是对方欺瞒了山羊可能造成的问题呢？在人类社会中，欺诈是可能发生的，因此，在立项目的时候，才需要专家作出可行性研究。例如，在引入山羊之前，由专家给出一个承载力的判定。假如判断下来山羊胃口太大，一亩地养不了几头羊，根本不划算，那么，合资就会由于一方无利可图而告吹。
　　不仅商人趋利、民众也是趋利的。牧民在短期内，应能发现超载情况，牲畜超载可以及时宰杀，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可是，在1980年代，羊绒可以卖到280元一斤，就会不舍得宰杀。牧民不仅要脱贫，也要致富，而致富没有上限。趋利是人的本能。可是，趋利若没有节制，会带来人的短视，甚至伤害自己的长远利益。这就需要法律制约。在山羊事件中，就需要有效的环境保护法来限定草原的承载率，限定民众过度的趋利倾向。
　　也有官员趋利带来的问题。我们还看到一些资料，当地政府盲目建羊绒厂，不仅没有尽职地去制止草原恶化，甚至间接地推动了恶化。他们并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和纠正，这也说明，在我们的制度中，还缺乏及时纠正渎职行为的有效机制。
　　正是这些因素的集合，造成了一场人为的环境灾难。我们与其去痛恨前来投资的日本商人，责怪在饥饿的时候有能力吃草根的山羊，号召民众拒买羊绒衫，还不如认真补上我们自己在制度上的漏洞。假如我们能够根据科学决策的程序开发牧业，假如我们拥有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民主程序监督官员，惩戒渎职，那么，不仅山羊的问题可以解决，也许，连假药和毒食品的心头之患，也能够一并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