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民族的生命线

    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当这样一个信息传来的时候，国家环保总局掀起的环评风暴正遭遇着违法开工的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这说明在操作层面，中国的环境执法还任重道远；同时，民间层面关于是否需要敬畏自然仍在争论之中，这至少说明，环境意识尚未成为广泛的共识。

    其实，我们的生态系统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了警报，有很多灾难已经在我们身边：能源和水资源危机，土壤、饮用水、有害废弃物的污染，气候变暖，雪线上移、酸雨肆虐、水土流失、物种锐减、生物圈紊乱，垃圾公害，以及每年3000平方公里的荒漠化扩展……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次的环境指数排序，不过是各种警报声中的一个音符。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一种来自国际社会的预警，促使我们加大力度建立生态安全体系。

    生态安全，首先需要的是政府和社会的预警系统，包括专家、媒体和民间环保人士们的种种警示之声，培育大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保证环境质量的信息通报渠道和大众的知情权。毕竟，环境质量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个体健康生存的根基。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单是我们的生态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对这种恶化失去知觉。

    环境法是保证生态安全的法律卫士，但在2003年9月1日环境法正式生效之后，还出现了这次环保总局查处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重大项目，是令人深省的。这次查处行动强调要使环评成为一种严肃的法律制度，这为环境安全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将缓解因为不适当的和违法的开发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减少冲突，有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定。它不仅仅是解决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而且是从源头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

    保障生态安全，必须告别旧的以经济为唯一指标的发展模式，将生态安全作为发展的内在部分。生态成本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长远经济的基础。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宣布叫停30个违法开工项目时所说，叫停一批项目可能损失几十个亿。但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火电厂燃煤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旦超出人均4吨，我们国际履约的费用每年就要达到500亿，2020年之后，我们仅为燃煤造成的疾病就将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占GDP的13%。

    生态安全的保障，还在于大众选择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节能节水、适度消费，环保选购、绿色消费、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垃圾分类，循环回收，救护物种、保护自然，这些新的国际绿色潮流，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心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天人合一、和谐其境，这些支撑了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应放弃。

    中国在这次144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排序中的倒数14位，再一次提示我们的生态赤字。欠债要还，自然有他讨债的方式。在生态的灾难面前，经济和生命同样的脆弱。没有生态的安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安全，人们总是经常忘记这个常识，又总是习惯于低估自然的报复能力，说到底，还是缺乏对自然的一份敬畏。有必要来一场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全民大反思，建立生态安全的心灵预警系统，从价值体系到技术体系，从社会机制到人的行为的变革，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建立生态安全也是生命安全的防线。我们的民族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一样，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的尾端，就在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