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和地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独存在的，既然有了天，有了地，万物和人类就自自然然出现了，而万物彼此和谐地共同存在这个天地之间，是有着彼此的需要，也有着彼此的利用，如果某一个物种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抑制它物的发展，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本资源。如果失去了根本的资源，还能怎样发展呢？那就是自掘坟墓。这就是周文王、老子、孔子和子思从个人的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上，进一步谈到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要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上的问题。
    虽然我们现代人都认为古人缺乏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但从先秦的许多著作上，我们也了解到古人是有很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从《易·坤》卦中的“不习无不利”，到《国语·鲁语上》：“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蔍，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再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强调人类应与自然和睦相处。周文王用“直方大”来形容大地的初始是由凝聚、凝结而成的，其刚直以及地大而物博。而大地的这种地大物博，乃是上天与大地自身的运行变化规律所产生的，所界定的，不是人类所能安排的。因此，人类对大地的这种地大物博，对大地的这种自然生存的物理条件，用不着去调节，“不习，无不利”，不去进行调节，并不意味着一味地顺从天地之规律，而是说要遵重天地的这种独特的规律。天地之所以有它的这种独特的运行变化规律，是天地生成所必然的，这就是所谓的“生物链”、“生物圈”的意思，若是人为地、恶意地去调节这个“生物链”、“生物圈”，也就是破坏了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而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一旦被破坏，就会导致天地运行的不正常，从而将使人类难以在这个天地之间生存。《国语·鲁语上》所说的在动物生长期禁渔禁猎，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人类应顺其自然，掌握、把握好这些运行变化规律，并适应这些规律，就能在这个大地上很好而且更好地生存。其实，这些就是古代人类典型的“环境保护”思想，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环境，是有其独特的运行变化规律的，万事万物之所以生成都有它一定的道理，而某些人却想去调节这个规律、这个环境，无疑也就违反了天地的这种独特的运行变化规律。而天地的这种独特的运行变化规律一旦被破坏，也就会导致人类的生存发展规律被破坏。我们知道从周朝以来，古人是很尊重大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传承，一直延续到今天，人类若是破坏了大自然，也就等于是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大自然的被破坏，也就使大自然失去了平衡，而不平衡的大自然就会失去正常的运行规律，从而产生不正常的自然灾害，这就是古人认为的上天的报复。而人类，尤其是一个人的能力是会有穷尽的，是有限度的，因此要顺其自然，不可滞碍、阻塞大地之敛藏的特性。人类生存在这个大地上，本来就是很艰难的，不仅要适应天寒凝冻，还要适应酷暑热浪；不仅要饱腹，而且还要解渴；不仅要遭受洪水之灾，还要遭受烈火焚烧；风吹雨打是家常便饭，雷电交加也是经常见到；但人们还要相互战斗，相互争夺，实在是不可理喻。人类的相互关系，血缘关系，如果追根究底，应该是幽远、深厚而美好的；人类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它生物的侵害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这种群体意识也就是国家的起源。
    因此统治者应省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向大自然掠夺过多，征服过多，以至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在《周易》中，周文王一直都在探讨法度和法规的改革和修治问题，应恐惧不合理的法度和法规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修治和省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是《诗·小雅·小旻》所说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恐惧害怕呀，就好象来到深深的水潭边，就好象走在薄薄的冰层上。正因为恐惧害怕，才能小心谨慎地处理一切事物，才能小心谨慎地对待一切法度和法规的改革和修治。
    但是为什么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思想没有得到传承呢？其实，从春秋时期起，社会上便开始流行起“快餐文化”了，虽说从孔子学习的有三千弟子，但大部分人只想学一点当官而能很快地取得经济效益的本事（这与现在一样，学校里学到的都是“技能”，音乐、美术、舞蹈等其实都是技能，以期在毕业后能找个好工作），根本不思“人与自然”、“仁义礼智信”的根本含义，这就不得不使孔子扼腕而叹了。这种“快餐文化”要求简明扼要，一看就懂，而且可以照搬硬套，不用动脑筋，这样的“文化”因此就越来越浅薄了。以至到了汉朝，董仲舒便断章取义用来做为汉武帝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越发展到后来，到宋、元、明时期，这种趋向就越明显。
    《老子·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这个意思是说，圣人之不敢有所作为，是因为完全懂得了万物的道路和规律的崎岖与曲折和多变化，是因为懂得了万物彼此相依而不可贸然调节的道理，所以他们不是以明白的道理对待人民，而是让人民自然愚昧。老子的这个思想，直到现在都多有人反对，认为这种愚民政策实不可取。其实是我们没有弄懂老子的思想。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人类也不例外。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愚昧阶段，人类不可能从一诞生起就是聪明的、有智慧的。虽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了，但我们并不能认为我们现在就已经走过了这个愚昧阶段。相比于大自然的奥秘来说，现代科学技术还很幼稚，远远没有了解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奥秘，怎么能说我们很有智慧呢？只不过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的智慧确实是要高一些。然而某些动物的某种智慧比人类要高，我们还没有弄懂它们，又怎么能认为我们比它们聪明呢？而人类想要摆脱和超越这个愚昧的阶段，并不是短时期就可以办到的。相比于地球历史来说，人类有史以来的这五千年，只是一霎间。如果以地球历史比喻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人类这五千年历史只是一分钟。所以，在绝大部分人们还处在愚昧阶段的时候，就不能提倡以智慧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从第五十六章起，老子其实一直在谈智慧问题，作人要有智慧，作一个统治者更要有智慧。而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有很多所谓的智慧。所以，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因为这个所谓的智慧，相比于宇宙大自然的智慧来说，仍然是愚昧的。所以，用愚昧的智慧来治理国家和人民，必定也是愚昧的，是有害的。而不以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福气。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圣人之不敢有所作为，是因为完全懂得了万物的道路和规律的崎岖与曲折和多变化，是因为懂得了万物彼此相依而不可贸然调节的道理，所以他们不是以明白的道理对待人民，而是让人民自然愚昧。而人类却不可能永远愚昧下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通过劳动，自自然然的终究要走过愚昧的智慧这个阶段，从而才能真正拥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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