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下半场:制度性障碍亟待变革

作者:陆琦    文章来源:科学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6-4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从一个8亿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8亿城市人口的国家,城镇化率从18%提升到58%。

中国在创造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城镇化的奇迹。进入新时代,由“上半场”转向“下半场”的中国城镇化该何去何从?

“这个阶段主要的特征就是由单纯的城市化转变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6月2日召开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上抛出这一观点。

钱穆先生说: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

中国人的根在乡村。“只有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提升,才能完成中华民族进入城镇化的新时代。”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说。

他表示,农村是我们提升城镇化品质非常重要的保障。不能简单地把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而是要把城市治理好,把农村振兴起来。

不过,这并不容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坦言,实现城乡协同、乡村振兴的制度性障碍亟待变革。

他认为,现在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级制度三个制度性障碍。“如果这些制度性障碍不解除的话,乡村振兴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

回顾过去40年,之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如此之快,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晋保平看来,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大大地推动资源向城市流动,这种资源包括资本、人才、土地等很多方面。

那么,在今后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更多地考虑乡村振兴呢?他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调整和控制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快速流动的同时,尽可能向农村流动。

“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乡村发展,乡村振兴可能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直言。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古村落保护。“村落的衰败在于外界的资源进不去。”晋保平说,宅基地产权不明确、户籍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资源向农村倾斜,人才进不去,资本进不去,包括其他社会资源进去也很困难。

为此,他呼吁,为了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妥善解决城市与农村融合发展问题,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认真研究如何能够把资源通过行之有效的手段向农村倾斜。

其实,未来还是可期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将成为一种新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表示,未来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双向城乡一体化。

她在研究中发现,近年来,人口由农村往城里迁移出现了速度减缓的趋势。2001-200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万,2013-2015年平均每年增加183万。与此同时,我国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的速度在加快。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我们要赋予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新时代内涵。

他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一跃,必须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这就需要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农民工尚未成为市民,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到位,劳动力供给不稳定,“关键是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的前半段,中国人以勤劳的劳动力推进,吴志强称之为体力城镇化;而后半段应该由智慧创造力来推进,他把它称为智力城镇化。“勤劳和智慧的中国人民,将完成5000年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吴志强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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