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专访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詹姆士·李普

　　□记者 袁瑛

　　无论在多瑙河、佛罗里达沼泽还是恒河，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几乎在全球各大江河流域的管理项目中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在长江案例中，她首先是一个“发起者”，于2004年建议并资助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流域综合管理课题组，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推进流域综合管理，恢复中国生命之河》，正是这份报告推动了长江新一轮流域综合规划的开始；在长江，世界自然基金会还称自己为“诚实的中间人”，她最大限度地推动了合作伙伴之间(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当地资源使用者)的互动，激发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保护河流的潜力。有了“WWF+多瑙河”、“WWF+卢瓦尔河”、“WWF+恒河”等等成功的河流综合管理案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总干事詹姆斯·皮·利普希望，“WWF+长江”模式的成功也能够早一天到来。

　　《商务周刊》：在今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到来之际，WWF发布了题为《全球面临危险的十大河流》报告。报告中指出，受气候变化、污染等因素的影响，世界上的一些主要河流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长江也位列其中。在您看来，长江流域目前面临的严重挑战是什么？这些问题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安全会带来哪些威胁？

　　詹姆士·李普：正如你所说，在这份报告中，我们重点指出了长江面临的威胁是水污染。有目共睹，污染是长江目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至于污染问题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安全带来的威胁，我想跟贵刊的中国读者一起分享几个关于污染和渔业的数据。从全球来看，人类已经从河流里取走了54%的可用水资源，用于灌溉、产业发展以及人类自己的生活用水。从河里取走54%的水资源，这对于河流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当然长江目前还不存在断流问题，但从污染的角度看，去年一整年，排入长江的废水是260亿吨。这个数据对长江水质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总体来说，长江水质尚还良好，但在局部河段，特别是沿城市的河段，长江存在有600公里的沿岸边污染带。这对中国长江流域的经济与民众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长江的淡水资源占全中国的35%，如果这35%的淡水资源被污染而无法使用，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将是一个灾难。我们知道，长江流域GDP占到全中国总量的4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江污染问题会给沿江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从渔业的角度说，我知道，1950年代的时候长江每年的捕鱼量可达50万吨，而现在，我在中国的同事告诉我，长江的捕捞量只有几万吨。中国的同事还告诉我，在长江下游地区访问当地居民，当问到他们现在还能吃到长江里的鱼吗？回答是“吃不到”，亦或者说“我们不敢吃长江里的鱼”。原来中国的河流污染情况总以淮河为首，其实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

　　《商务周刊》：实施流域的综合管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我们在法律与法规、体制与机构、科学技术与经济合作等方面展开探索和变革。世界自然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推动“长江论坛”等成为中国流域综合管理的平台，并引进国外流域综合管理的成功经验。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范围内的流域综合管理合作经验中，您认为最成功的例子是什么？对中国长江流域的管理有何借鉴意义？

　　詹姆士·李普：在全球范围内，我认为，有两个案例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位于欧洲东部的多瑙河，它是全世界跨国界最多的河流，流经16个国家。这16个国家联合成立了一个流域组织——多瑙河保护国际委员会，并在如何管理河流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是我所知道的在不同政府之间合作治理河流并取得良好现实效果的最好案例。我认为这非常鼓舞人心。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巴西的Sao Joao河，它是巴西第一个拥有综合流域管理委员会的河流。在这个机构中，各级政府得以愉快合作，并在治理河流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据我所知，他们采用了一项新的税收政策非常有效，所有在流域内居住生活的居民会通过这项税收政策为自己的用水多花一些钱，而这笔钱随后就投入到污水处理项目中去。现在，那里的污染情况已经大有好转，甚至发展了旅游业。

　　在我看来，因为长江流经很多省份，所以它的综合管理、治理是以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省之间的通力合作为前提的。在这一点上，长江和和多瑙河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立法框架、跨行政区域监控系统等方面，我认为，长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无论是借鉴什么样的模式，我要强调的是，河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国际实践都已经证明，流域综合管理必须要从全流域的角度出发，基于流域生态系统内在的规律和联系来管理流域内的水资源，这才是进行流域综合管理、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

　　《商务周刊》：在您提到的这两个成功案例中，我注意到多瑙河和Sao Joao河都具备完善的管理机构和成熟的法律框架，而这两点正是长江流域的综合治理工作所缺乏的。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詹姆士·李普：你说的没错。在水域管理方面，中国有很多优秀而且创新的法律，当然也存在一些与此相矛盾的法律。我认为，应该对现行的涉水法律进行精炼和扩充，使其更好地为各级政府机构的合作创造前提。就管理机构而言，江西省的鄱阳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江西省政府领导认为鄱阳湖很重要，因此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通过行政手段使得所有政府机关、包括县级政府共同合作管理，建立了江西省山江湖开发与治理委员会。鄱阳湖如今的环境质量非常高。我认为中央政府可以鼓励其他省也采取这种管理方式，共同治理长江水域。

　　而关于长江流域管理机构职能转变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长江水利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发表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中，已经就此提出了相关建议，我们支持对长江水域管理机构的职能进行转变，提高相关机构的权威性。

　　《商务周刊》：世界自然基金会针对长江流域管理问题，已经采用政策影响和生态过程重建相结合的方法在长江中游地区，如洞庭湖和鄱阳湖，进行了综合管理的试点工作。在与中国当地政府合作和沟通的过程中，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您认为当地政府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这样的国际组织开展合作时，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高？

　　詹姆士·李普：世界自然基金会与长江中游许多市县级政府合作过，比方说在洞庭湖，总体来说，我们的合作相当愉快。例如，我们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在洞庭湖举行了一些活动，例如一年一度的观鸟节，鼓励中国各地的游客来洞庭湖参观。经过多年的磨合之后，当地政府官员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同仁们合作非常顺利，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步。除了洞庭湖之外，我个人没有同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有过接触。但我的同事们在其他地方，例如湖北省，和一些县级政府正在展开合作。我认为，与我们合作的当地政府态度都很积极，我们也与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要鼓励全国所有的政府参与进来，都能够有这样的积极表现。

　　《商务周刊》：世界自然基金会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企业在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方面的提高和改善。自200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在长江中游实施了“世界自然基金会-汇丰银行长江项目”，如今两家的合作即将到期，在与汇丰的合作中，双方都有哪些收获？针对长江项目，双方的合作仍将继续还是会有新的项目合作出台？

　　詹姆士·李普：的确，过去5年我们和汇丰银行的合作非常成功。我相信，在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影响下，汇丰银行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对环境的企业责任要求，例如他们的“绿色贷款”金融政策，只有当机构或个人满足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其他社会目标之后，汇丰银行才会考虑为其提供贷款，为此我们非常感谢汇丰银行的支持和合作。至于合作即将到期的问题，在今后的几个月内可能会有新的消息出来。

　　在与企业合作的问题上，我有很多信息与你分享。实际上，世界自然基金会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我们不仅影响了汇丰，而且也在影响着很多其他国际著名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活动。这些案例包括，在我们的一个名为“气候拯救者”的项目中，8年内我们争取到了拉法基、IBM、强生、Nike、Canon等全球性跨国公司积极支持碳减排。另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渔业，我们和世界上很多公司合作，通过改变鱼类资源的购买方式来改变渔民的捕捞方式，鼓励他们对海洋渔业进行更好的管理。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家沃尔玛、位居第二的家乐福，还有日本的大零售商，都和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合作，我们正一起共同改变渔业市场的某些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产行为。总之，与全球各领域内的领头企业合作，帮助他们找到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方式，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