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草原的发展
自从进入人类社会以来，草原就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演变体，而且也成为人们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和对象。
众所周知，草原植物本身可以在光照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和水为原料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合成有机物，并且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再把有机物转化为无机物，归还给土壤。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但是，动物界和人类则不具备这种本领，他们必须以植物界所产生的有机物为食。草原植物就是人类解决农、食、住、行的主要物质来源之一，也是人类进行畜牧生产的广阔天地。所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产劳动对于草原的影响也就日益广泛而深刻，并以此推动着草原的不断发展。现阶段，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完全不受人类生产活动影响的草原了。
中国草原的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由于绝大部分草原分布在边远地区，那里的经济和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所以草原的发展又是相当缓慢的，不平衡的。
（一）原始处女阶段
原始草原，由于未受人类生产活动的干扰，所以面积大，具有较为完整的原始草原生态系列。从地史资料来看，当时的鄂尔多斯草原就具有与现在大不相同的景观。阴山山脉的积雪融化成河流和湖泊，遍布在丰茂的草原上。平坦的高原面上密生着一片片原始森林，气候温暖，水丰草茂，草丛林间栖居着多种珍鸟异兽。再从出土的动物化石来看，当时在这一带草原上就有鄂尔多斯扁角鹿、赤鹿、野猪、野驴、野马、羚羊、野骆驼、纳玛古象、披毛犀和原始牛等。草原植物除很少一部分供给野生动物食用外，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演替状态。这种演替过程是极其缓慢而微小的，保持着原始的生态平衡状态，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此外，现今的西北干旱荒漠草原地区，虽不如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雨量充沛，草原植被也不如那里茂密，但在原始处女阶段里，也远比现在丰美得多。
（二）游牧利用阶段
人类在最初阶段，主要是以采集和狩猎活动为主。据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时期，在今日新疆的乌鲁木齐、哈密的七角井和罗布泊。且末等地，就有了古人类的狩猎活动。后来，随着工具的改革和狩猎技术的不断进步，捕来的野兽逐渐增多，人们就把吃不完的活野兽留下来加以驯化、繁殖和牧养。《史记》中记载，在3 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人们就把马、牛、羊等驯养成了家畜。
当社会进入驯养家畜时期，便与草原发生了密切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对草原上的牲畜只要稍加照看，就可以获得食物、衣着、住宿和交通工具等方面的生活资料。这些明显的经济实惠，进一步调动了人们利用草原的积极性。专门畜牧业经济的出现，是牲畜大量繁殖的结果，畜群越大，就越需要广阔的牧场。在居民点周围小范围的牧业经营，已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需要人们结合起来，从事大范围的游动放牧。于是，草原便从原始的处女状态进入了原始游牧的新阶段，中国的广大草原也就成了各个游牧部落的“自然故乡”。内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草原和半荒漠草原地区的蒙古族，新疆的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罗布诺尔、和田、哈密一带的维吾尔族和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等，当时都是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游牧民族。
根据史学家对河套地区（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人类化石的考古证实，在距今二三十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到了周朝时，“狁”、“翟”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活动，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草原成了他们生活的乐园。公元前206年（西汉初年），新疆天山南北的乌孙国也多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故有“行国”之称。《西域番国志》中记载：“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到伊犁一带）……不建城廓，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岁月”。那时中国的北方草原就象清末将军宋小濂所描写的那样：“天苍苍，河洋洋，连天沙草落日黄，牛鸣马啸人在野，折蒿热火烧牛羊”。如今，在高高的二郎山峰顶上，还能看到清代同治壬申年间，一个叫金运昌的人路过此处时所刻的碑文：“忽过香九日，登高于此处，只见蒙古包，不见村和树”。这些词句都是对原始游牧时期草原景象的真实写照。
虽然人们在此阶段对于自然界几乎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但是，人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在把草原牧草转化为畜产品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了草原本身的变革过程。人们在广阔的草原上驱赶牲畜，逐水草而居，每到一地，除牲畜采食和践踏消耗了大量的牧草以外，还通过牲畜粪便直接给草原土壤增施了肥料，适当的牲畜践踏又能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从而维持和提高了草原的生产能力，给再次的游牧利用创造了丰富的牧草资源。
与此同时，人们的生产劳动也给草原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如在部落内部，或部落与部落之间出现的抢牧、滥收现象，使一些草原在反复的游牧过程中逐渐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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