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低碳”？走“低碳经济”之路,会给中国带来哪些挑战？“低碳生活”,普通人要如何参与？对此,记者采访了气候变化领域知名专家何建坤、潘家华。

　　能源碳排放量可通过其消费量计算

　　记者:什么是低碳？碳排放量一般如何计算？

　　何建坤:低碳,是指较低或者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

　　从宏观上看,能源消费中的碳排放量,可以通过能源的消费量计算出来。比如,消费1吨石油能排放多少碳,是可以计算的。但从具体来看,准确计算碳排放量,需要编制国家详细的排放清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要对此进行统计和监测。“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监测体系。

　　记者:减排目标的实施,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监督？

　　何建坤:从全球角度来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及“巴厘路线图”的要求,他们要承担绝对量化的减排义务,这是有法律约束的承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自愿基础上的减缓行动,如果这种自愿行动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需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评议。

　　我国的减排目标,属于自主发布的目标,这将会列入到“十二五”、“十三五”发展规划之中,在国内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对此,我国会有相关统计数字,测算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向国际社会公布实现减排目标的进展。

　　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记者:走低碳经济之路,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何建坤: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伴随着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为主的能源消费的增长。这就必然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而为了保护全球气候,我们必须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此,会产生经济发展和全球环境保护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对矛盾,就要发展低碳经济,走一种“低能耗、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变。

　　具体来看,第一,要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第二,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第三,要减少能源消耗,改变消费方式。

　　从现在到2020年这十几年的时间,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需要建造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铁路、公路、房屋等,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这个阶段,一般的国家都要持续二三十年;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是下不来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国可持续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因为国内的资源和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会对我们的发展形成制约。因此,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减少碳排放会损害经济发展;我国要走低碳经济之路,会面临哪些困难？

　　潘家华:这一观点并不科学,减少碳排放关乎人类共同未来,节能减碳,实际上是共赢。

　　低碳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未来,碳是要计入产品成本的,环境也是一种成本。

　　何建坤:发展低碳经济,自然会付出额外的投资和成本。对此,我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也有所成效。

　　比如说,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从2006年到2008年这3年间,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实施了十大节能工程,开展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从2006年到2008年,我国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10.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低碳生活,通过点滴改变来实现

　　记者:您认为要创造低碳生活方式,公众需要如何参与？

　　何建坤:何谓低碳生活方式,具体到我们平时的生活,就是要尽量坐公交车、换节能灯等,这样能在保证较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减少能源的消费和碳的排放。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消费行为,尽量较少地消费能源、较少地排放二氧化碳,并把它看成一种社会公德来提倡。

　　将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低碳生活会变成一种时尚,奢侈浪费会被大家谴责。

　　现在,我国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就是必须改变原有的、世界上所证明的规律,应该说是一条没有经验可循的、必须自己探索的新型发展道路,也就是低碳经济和低碳发展道路。这既需要我们有很强的政策支持,也需要民众全面的参与和企业的鼎力支持。

　　潘家华:有人说低碳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遥远,以后条件成熟再做。这种说法欠妥。

　　实际上,低碳生活并不遥远,很多是可以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做的,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未来。例如,我们可以少开车、多坐公交车等,这些简简单单、点点滴滴的改进,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

　　哥本哈根会议只是起点

　　记者:您将跟随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请介绍一下这次大会要讨论的焦点问题？

　　何建坤:全世界都充满了期待,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就2012年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取得一致,达成协议。哥本哈根会议主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2012年后,发达国家如何采取进一步量化的减排行动。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到2020年总体上应该比2005年至少减排25%—40%。但从现在发达国家自身承诺的情况来看,距离这个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这可能是会上要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其次,“巴厘路线图”提出,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也要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和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支持的匹配问题,可能也是焦点问题之一。此外,还有全球的长期减排目标问题等等。

　　记者:有人称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

　　潘家华:所有发达国家目前做出的承诺,没有一个满足“巴厘路线图”所提出的目标,即发达国家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5%至40%;而且,发达国家都没有在资金和技术援助上做出相应承诺。

　　因而,发展中国家没有或者难以制定明确的减排时间表。如果缺乏这些内容,哥本哈根协定只能是政治性协定。但是,由于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最近的努力,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如能促成这么一个政治协定,也是一项成果。

　　可以说,哥本哈根将是个起点,不是终点。

　　何建坤: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和利益,也有很多的分歧和矛盾,肯定要通过合作和对话慢慢解决。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哥本哈根会议全部解决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协议可能会有一定困难,而经过“巴厘路线图”这两年来的谈判进展,有些问题已经有所共识,会上可能也就是总结一下已经取得的共识和积极性的成果,把它确定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将来再继续谈判。

　　何建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