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具备大规模建设生态城市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完成，已经失去了此项优势。城市化结果是刚性的，对处于扩张停滞状态的大城市而言，大规模地进行重新建设，其经济和生态成本都将十分高昂。

《经济日报》近期的《走近低碳经济》这组报道，我很认真地读了，5个城市的做法都很有代表性，只是有点遗憾这样的城市少了些。如何建设低碳城市，从城市规划建设角度，至少可将低碳城市定义为低碳机动化城市交通模式、绿色建筑、低冲击开发模式与规划建设生态城市的四重奏。

一是创建低碳机动化城市交通模式

我国私家车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交通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根据国际经验，私家车依赖型的出行习惯一旦形成，不仅再改变的代价极其巨大，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的低密度蔓延。

创建低碳机动化城市交通模式，首先应推行城际轨道交通为主、高速公路为辅的交通模式。从能耗方面来看，火车每吨公里的能耗只有118千卡，大货车是696千卡，中小卡车（家用）达2298千卡。也就是说，同等货物通过铁路运输的碳排放仅为高速公路的5％至20％，而且单位运输用地可节约20至30倍。

其次，在城市交通方面应下决心保留和扩展自行车道和步行道，大力发展包括地铁、快速交通、公交专用道、普通公交等，抢在大多数市民私家车出行习惯形成之前，以“快、准、廉、优”为目标来优化公交出行方式，减少交通的碳排放和城市空气污染。

最后，由于我国的城市都属于“紧凑型”城市，比较适宜推行的是快速公交系统和交通导向开发模式。这两种模式的推广都要求城市规划提前做出安排。实践证明，一旦在城市中系统应用了这两种模式，一般就能够实现生态保护、土地节约、经济发展、便利出行和社会效益等多方面的均衡，用最少的交通用地和能耗来解决机动化的问题。

二是倡导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

发达国家的实测数据表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将达全社会总能耗的40％（我国目前为27％），是二氧化碳最大的排放项目。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今后30年内将新建400亿平方米的新建筑，城市建成区面积还将翻番。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期，推行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将建筑发展模式真正推向低碳化。

首先，对北方地区推行供热计量改革，预计此项改革可减少该地区建筑碳排放1/3左右。其次，对新建建筑一律实行强制推广节能标准，对未达标准的不予验收和准许上市销售。再次，是推行以奖代拨式的财政补贴，限期对耗能大的公共建筑进行改造。与此同时，应建立国家财政补贴制度，直接补助节能达60％以上的高等级绿色建筑、鼓励在建筑中大量应用可再生能源和促进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仅此几项建筑节能措施就可以在2020年前减排二氧化碳6亿吨（这相当于英国的总排放量）。

三是推广低冲击开发模式

低冲击开发模式的主要含义是让城市与大自然共生。低冲击开发模式的主要策略是城市建设之后不影响原有自然环境的地表径流量。

具体要求包括：城市建成区至少要有50％的面积为可渗水面积；建筑、小区、街道直至整个城市都有雨水收集储存系统；它们之间连接为反传统的“不连通状态”；所有河渠不实行“三面光”，以沟通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通道等等。而且此概念可延伸到不影响基本的地形构造，不影响碳汇林容积量，不影响城市的文脉及其周边的环境等。如果能做到这些，城市可以实现人工系统与自然生态实现互惠共生，这不仅能节约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而且能大量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这就要求城市规划方式从过去的重空间物质规划转向物质与生态协调共轭的规划。

四是规划建设生态城市

当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具备大规模建设生态城市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失去了此项优势。城市化结果是刚性的，对处于扩张停滞状态的大城市而言，大规模地进行重新建设， 其经济和生态成本都将十分高昂。在现阶段，如果在我国建立一个生态示范城市，那将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城镇可以仿照学习。而如果在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同样的投资，可能只有10多个城市能仿照。整个示范推广建设过程所带来的二氧化碳的减排效率，在中国和在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巨大的。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在贯彻以上3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城市甚至区域的范围内倡导土地使用功能的混合，大力推广节地紧凑的发展模式。其次，改变城市园林绿化的方式，充分利用城市绿化来达到增加碳汇、吸附污染物、减少热岛效应、为建筑和行人遮阳等节能减排的效果。再次，推行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在交通、供水、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诸方面采用节能减排新技术和经济激励政策，如直接将污水处理费返回污水处理厂与实际COD削减成效挂钩的办法，促进企业采用节能新技术。更重要的是，积极开展生态城市的国际合作和老城市“生态化改造”。目前，我国正与英国相关机构合作在上海或株洲市建设一座生态城市，与新加坡合作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一座30万人口的生态城市。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生态城镇建设将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总之，城市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其空间结构、功能、产业性质和运行机制直接决定着我国碳排放目标能否实现。演奏好以上四重奏，再加上推进产业结构向低碳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低碳农业，我国就能够逐步实现低碳社会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