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低碳了吗？ ”当下，“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经济”成了流行语。 “低碳”被上升到了发展的方向或路径层面。一些以“限制碳排放”为目标的严厉措施或行为约束，似乎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即阻止“全球气候增温”，抑制随之而来的海平面上升等等生态灾难。但细想，却又不知决定这一切的“巨手”在哪里，有没有更清醒清晰的方向。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目光敏锐，观点犀利。他在《环保的暴力》一书中表达的观点振聋发聩——在阻止 “全球气温变暖”旗号下，要求各国必须减少“碳排放”，同时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游戏”规则，在貌似科学与正义堡垒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发达国家政治家们强加给世界的“真理”，是“政治强加于科学之上的效应”。

　　瓦茨拉夫·克劳斯认为，全球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而且仅认为是碳排放造成——这只是一种假说。现在，以这种假说为前提的环保行动以及相关的税收政策，几乎主导了世界。这种“学术成果”使一些科学家名利双收；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占据了道义和科学的“制高点”，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了特别的话语权，而企业家们则大有利可图。比如，设置新的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推销装备和技术。

　　事实上，“气候增温”只是全球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非洲大旱持续到1984年；1960年南太平洋多次发生厄尔尼诺事件，众多国家和地区出现气候异常和严重的旱涝灾害，与这些灾害相联系的还有大气环流异常和海洋异常。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施全球变化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旨在对全球系统相互作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进行多学科研究。世界气候计划、热带海洋和全球大气试验等也应运而生。这些研究是多学科、开放式的，经各国众多领域科学家的努力，仍未获得一致的结论。

　　确实，自工业化以来，大量燃烧煤炭和石油，以及森林破坏减少等原因，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为增加。但毕竟，二氧化碳只是一种微量气体，在大气中的含量为0.039％，而且还随季节变化有所不同。根据全球大气环流模式模拟试验，引起大气增温的参数相差相当悬殊，很难说获得了一致的肯定的结论。关于全球变暖的研究，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其决定因素的指向，很可能不是单一的“碳排放”，而是多元的综合。如果谈环保只纠缠在大气中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上，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大气和土壤污染，反而不那么看重，这的确是环境保护主题的异化。

　　上个世纪有研究表明，种植水稻会导致大量二氧化碳产生。西方曾有不少人提出限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水稻的种植面积，并以此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粮食缺乏和饥荒阴影挥之不去，穷人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得到保障的国度里，限制水稻种植会大大推高国际粮价，他们买得起进口的小麦和面粉吗？我们无法回避这个最朴素、最本质的问题。

　　瓦茨拉夫·克劳斯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与影响气候的大自然的力量强度相比，任何政策应当客观地评估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潜力。采纳各种成本高昂、以消耗稀缺资源为代价的方法，以阻止气候变化，实际上忽视了每一项政策措施都必须以综合成本分析为依据。各国的发展、收入和财富水平各不相同，却要做出全球的、整体的和一致的解决方案，付出的代价未免太过高昂且不公平。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煤炭占一次能源的70％左右，节能减排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但要减排的绝不仅仅是二氧化碳，还应该是各类污染物。而在实行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如果给群众生活和经济运行造成很大的困难，显然也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正像瓦茨拉夫·克劳斯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抵御气候变化的风险，最有效的是加快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