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法》应成为国家基本法律

　　新京报：最近有媒体发表了你的《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文章，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潘岳：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对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这已经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思想上、制度上、政策上的全面思考，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首先在思想文化上，即发展观念上全面更新、深刻反思、迅速扭转；其次应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全面引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第三才是在体制政策上进行全面的设计。一句话，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在思想观念。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专业层次，变成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为什么着重思想文化的原因。

　　新京报：你说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对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主要是指哪些方面？

　　潘岳：首先是对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严重制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从6亿增到13亿，可耕种土地因水土流失又少了1/3，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间却减少了一半。40%的城市空气低于国家二级标准，有的省甚至没有一个城市达标。最严重的就是水的问题，20%的城市饮用水不合格，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而这还不是污染的高峰，污染的加速上升还要持续10年，预计到2015年前后，原材料消费才能达到高峰，随后经济增长才能与原材料消费逐步脱钩，环境拐点才能出现。但如果按照今天的污染水平，那时候的污染总量可能是今天的3倍。你们可以算一算那时的情况。

　　第二，环境问题已经对社会稳定形成严峻挑战。近年来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万起。松花江事件后，全国平均每两日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中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环境污染极易与社会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第三，是越来越重的国际压力。

　　新京报：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路？

　　潘岳：我们没有条件。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了。欧美日在发动工业化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就是说，它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人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跟欧美差得太多，没有本钱跟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支持不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来到，我们所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必须不惜代价提前解决中国环境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和现实的差距大吗？

　　潘岳：我国环境立法虽多，但管用的少。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部分环境立法（如《环境保护法》）已经过时，需要修改；二是部分基本法律制度（如限期治理）在实际中可操作性差，致使执行效率低；三是对部分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如连续超标排污、偷排污水）缺乏有针对性的处罚规定；四是对严重污染行为的处罚过轻，导致“违法成本低”的不合理现象。

　　新京报：你觉得要在哪些主要方面进行工作？

　　潘岳：一是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重新整合，突出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地位；二是应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纳入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例如《环境保护法》就应修订成纲领性的环境友好政策法，并使之成为国家的基本法律。

　　还有，还要建立一整套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环境公平。例如发达国家实现环境公平的基本途径，就是明确环境产权，使资源被产业化或资本化开发的同时，应对资源地的民众给予一定比例的股权补偿。环境公平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社会基础。

　　新京报：还有一个问题，涉及现行环境管理体制的改革，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潘岳：目前的环保部门仍然处于“弱势”，与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重GDP增长、轻环境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突出，环保部门不能有效参与行政决策，不能独立执法；二是环境保护法制不健全，环境立法和执法手段未能适应形势需要；三是环境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环境管理效率有待提高；四是环保部门监管能力薄弱，国家环境监测、信息、科技、宣教和综合评估能力不足；五是部分领导干部环境保护意识和公众参与水平有待增强。

　　要进一步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就要按照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方式，逐步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增强环境监管的协调性、整体性，要形成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制。例如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去将人为分割在各部门的环境管理权能重新统一起来；例如将执行环境法律政策的队伍垂直起来；例如将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等等。

　　新京报：还要有哪些制度需要建立？

　　潘岳：要制定一系列环境友好的政治制度，如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如官员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如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如公众参与监督制度。公众参与环保将促进行政体制改革。环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领域，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切入点。

　　这是个理想，虽未成现实，但决不能变成空想。要做的事太多，必须一件件地做起，关键是今天今时今刻从我们开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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