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类研究专家:曹文宣

作者:姜天骄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1-29


曹文宣在新疆科考时留影。

  人物小传

  曹文宣,1934年出生。1955年四川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毕业,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鱼类动物地理学、生态学及保护。在鱼类分类学、鱼类生态学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均有深厚的造诣。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主持了多项有关水利工程建设对鱼类资源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尤其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救鱼措施的研究中,力主不必修建过鱼设施,代之以繁殖群体保护和人工繁殖放流,不仅保证了中华鲟物种的繁衍,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基建投资。目前从事三峡工程生态环境补偿措施中有关水生动物的保护研究,主持“长江上游特有鱼类保护方法和自然保护区的选址及可行性”、“长江珍稀水生动物流动监测站”等项目的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及中国动物学会鱼类学分会理事长。

  武汉的城市之中有一片湖水,一年四季风景怡人,名曰东湖。曹文宣院士工作的地方————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就位于湖边。“东湖很美吧?”这是见面后曹院士与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曹文宣深爱着东湖,不仅因为这里风景秀美,更因为这里有他一生挚爱的事业。

一生贡献三种鱼

  “做这项工作能给我很多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每当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新想法就会跟着层出不穷。”

  与曹院士的谈话从东湖开始,而谈到东湖就不能不谈起让曹文宣为之钻研和执著一生的鱼儿。

  每次在东湖做调研,采集鱼类标本时,童年记忆中一些美好的片段总会浮现在曹文宣的脑海。在家乡四川彭州新兴乡的小河边,年幼的曹文宣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抓鱼。河水清清鱼儿多,那挽起裤脚踩到水中凉丝丝的感觉和翻开一块石头,看见藏在下面不知名的小鱼时那种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让曹文宣至今难以忘怀。依山傍水的新兴乡让年幼的曹文宣深深迷恋于大自然的神奇和深奥,他对大自然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长大后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在一个孩童的心里打下了牢牢的根基。

  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而少年的曹文宣在玩耍之余还喜欢音乐,二胡、钢琴都是他的长项。中学时的音乐老师爱惜曹文宣的才华,希望他将来能够在音乐方面有所建树。然而,曹文宣并没有忘记自己心底那个更强烈的愿望:“高考的时候,我填报了华西大学生物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入四川大学),做出这个选择我并没有丝毫的彷徨和犹豫,因为我相信‘热爱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我就是热爱大自然,也愿意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这门学科。”

  1951年,曹文宣被华西大学生物系录取。1955年,他又被顺利分配到武汉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来到了令他仰慕已久的著名科学家伍献文身边,开始了对鱼类分类学和鱼类生态学的研究。也是从那时起,曹文宣如愿以偿地踏上了一条与鱼儿为伴的野外科研工作道路。他仿佛看到,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大自然已经向自己敞开怀抱。在他所从事的科研领域里,曹文宣就像一只畅游在广阔水域的鱼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若说我为科研所做的贡献,只要谈三种鱼就足够了。”曹文宣的回答言简意赅。同时,他在纸上写下了第一种鱼的名字:团头鲂。

  对于不是专门从事鱼类研究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生僻的名字。读过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的人应该对那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的“武昌鱼”并不陌生。“其实,‘武昌鱼’就是鲤科里边鲂属的一种,这种鱼少刺、肉味肥美,在我国分布很广,尤其在长江流域出产比较多。”

  1957年夏,曹文宣在梁子湖进行野外考察,梁子湖出产的此类鱼约占总产量的10%。“虽说产量不算低,但鲂鱼本身有繁殖能力强和生长较快的特点,湖中又有极其丰富的天然食料,这种鱼在渔产中比重还应该大大提高。”之所以没有提高,曹文宣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捕食了较多的幼鱼。

  作为鱼类生态学的科研工作者,每当看见人类破坏鱼儿的家园或者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曹文宣都感到痛心疾首。他曾在洞庭湖一带拍摄到人们捕捞幼鱼的照片,当这位75岁的老人用颤抖的双手向记者摊开这些照片时,用到了“触目惊心”这四个字。“作为一名科学家,我除了有责任呼吁大家保护鱼类和维系生态平衡之外,更大的责任就是研究出补救的措施。”曹文宣说。

  从梁子湖回来后,曹文宣就一头扎进了试验室。经过反复试验和研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团头鲂可以通过人工繁殖取得鱼苗,并有条件作为池塘养殖的对象。“我是最早确定武昌鱼可以池塘养殖的学者。”曹文宣对自己这项科研成果感到颇为自豪。1962年4月20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曹文宣的文章《漫话武昌鱼》,文章中对人工繁殖武昌鱼的方法做了详尽介绍。曹文宣从书架中找出当年的报纸给记者看,岁月的侵蚀已经使纸张变得又黄又脆,但这项珍贵的科研成果不仅让当时的人们看到了繁养武昌鱼的市场价值,也使武昌鱼从此走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鱼类研究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做这项工作能给我很多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每当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新想法就会跟着层出不穷。”说起对曹文宣科研贡献中的第二种鱼,就要从40多年前在青藏高原的一次科学考察说起。

  1966年,遵照毛主席“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教导,由科研、生产、教学和解放军以及中国登山队等单位组成的西藏科学考察队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综合考察,曹文宣也成为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此后,他又九次踏上高原的土地,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屋脊”的山山水水。至今,青藏高原依然令曹文宣魂牵梦绕。

  随着野外考察的不断深入,一个个鲜为人知的鱼种被曹文宣发现并命名:吸口裂腹鱼、光唇裂腹鱼、小裂腹鱼……这么多种裂腹鱼都是曹文宣发现的,他却说,他所作的贡献不在于发现这几种鱼,而是一篇关乎青藏高原隆起的学术论文。

  也许有人会奇怪,曹文宣是鱼类生物学家,而青藏高原的隆起则明显是一个地理问题,这位鱼类生物学家怎么会研究起了地理问题呢?裂腹鱼与青藏高原的隆起之间会存在着某种联系吗?

  1977年,曹文宣在威海宣读了他的论文————《裂腹鱼类的起源和演化及其与青藏高原隆起的关系》,这是世界上首次有学者把鱼类与青藏高原的隆起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把单纯的物种分类学延伸到地质、地理学中去。曹文宣提出,裂腹鱼的起源和演化与青藏高原第三世纪末期开始的隆起所导致的环境条件的改变密切相关。裂腹鱼类演化系统中的三个性状等级所反映的演化过程中的三个发展阶段,与青藏高原隆起的三个主要阶段存在着对应关系。三个不同高度的垂直带,体现着裂腹鱼类的三个显著演化阶段,隆起的海拔越高,鱼类的演化越甚。由此可以推论,裂腹鱼类三级主干属各自聚群地带的海拔高度,大体即是高原历次急剧隆升后所达到的高度。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当时科技界的强烈反响,学者们一致认为这篇论文为探索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后来,由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青藏高原隆起对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影响”先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曹文宣也凭借这篇论文成为了主要获奖者之一。有多少人曾经感慨这种跨学科科研成果取得的难度,曹文宣却说,一切源自于热爱,他对大自然的爱永无止境,这种爱也让他在这条科研道路上不断地收获着、充实着。

  说起第三种鱼,曹文宣的神情中带着几分欣慰的笑意,与谈到前两种鱼时的兴奋、自豪有着微妙的差异。“这种鱼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稀有 鲫。现在已经由我的学生王剑伟来负责具体研究了。”1978年四川农业大学一位老师发现这种鱼后送往研究所,曹文宣对此十分感兴趣,经研究发现这种小鱼对化学品、病毒等都非常敏感,他认为可以将其作为一种试验物品,并命名为稀有 鲫。

  提出这个想法后,他就指导学生王剑伟来做这项研究。王剑伟告诉记者,曹文宣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从严要求,经常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正如他自己一生执着于野外考察一样,他也要求他的学生必须先到野外去考察,再回到实验室做研究。1990年,为了搞清楚稀有 鲫,曹院士带我去了趟四川的汉源县,明确了三个研究方向之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后来我又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深入调研。”曹院士对这位学生也是赞赏有加,他欣赏王剑伟能吃苦、肯钻研,为此非常欣慰。

虚心傲骨做科研

  “我们搞这项科研工作,除了要证明大自然里有什么,还一定要证明出它没有什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曹文宣反复强调这句话。为了每一篇学术论文、每一个新的学术观点都做到实事求是,万无一失,曹文宣告诉自己:一定要到野外去!      

  曹文宣喜欢借助地图来讲述自己的野外考察经历。中国西部南水北调引水地区地图、长江流域地图……曹文宣一边说一边在地图上指点着,有时候他会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去过的有些地方还没有被正式命名,而有些地方已经是在地图之外了。根据粗略统计,曹文宣在野外考察和工作的时间累积起来已经超过了15年。他曾9次踏上青藏高原,足迹踏遍了西藏、新疆、青海以及滇西北各地,他说自己是四海为家。因为专注于野外考察,他一直到40多岁才组织了属于自己的家庭。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奖”。

  无限风光在险峰。曹文宣告诉记者,他年轻时曾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打过篮球,也曾因为考察队的粮食告罄,利用自己擅长捕鱼的本领给同去的队友捕鱼来烤着吃。这些堪称精彩的野外探险经历听来新鲜,实际上曹文宣经历了许多困苦。比如,他曾因在高原湖水中采集标本而感染过血吸虫病,他依然坚持下水采集所需要的标本。

  在科研的道路上,曹文宣总是小心严谨。他从没有因为自己取得过一些成绩而骄傲自满,他就像一颗饱满的谷穗,充实、谦虚而内敛。

  1958年,曹文宣在松潘的岷江一带苦苦寻觅着一种鱼,这种鱼在书上叫做“一尾模式标本”。越是找不到,却越是增添了曹文宣内心的好奇和质疑。他明明曾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学报上读到过一篇文章,上面提到方炳文(一位鱼类生物学家)注明他的“一尾模式标本”系郑万钧教授于1930年在四川松潘一带采集的。松潘县位于岷江旁边,而至今并没有人在岷江一带再采集到这种鱼的标本。

  曹文宣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确已经尽力了,没有就是没有。而好多前辈也从未采集到过这种标本,这说明什么?此时,已经有一个念头隐隐的在曹文宣脑海里浮现,那就是书上的原始记载是错误的。“我们搞这项科研工作,除了要证明大自然里有什么,还一定要证明出它没有什么。”执着得有些固执的曹文宣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思考,终于提起笔来给文章中提到的郑万钧教授写了一封信,请他务必核实这个“一尾模式标本”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采集到的。收到这个对待科研一丝不苟的小伙子的来信,郑万钧教授很快给予了回复。他在信中表明,1930年时并未到过岷江一带,只是到过属于大渡河流域的泸定、康定等地。由此可见方氏的“一尾模式标本”实际上是采自大渡河水系流域,原始记录是错误的。

  从助理研究员到研究员再到院士,曹文宣对待学术的态度始终是谦虚严谨的,在深奥的自然学科面前,他始终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今天,近80岁的曹文宣依然亲自参加多项科学考察。很多人不理解,已经身为院士,很多事情只要坐镇指挥或者派学生去做,何必这么认真呢?曹文宣却说:“我的老师刘承钊(后华西医科大学校长)70几岁还到野外去考察,他教给我去野外要带上大蒜,万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可以消毒……我印象非常深,至今去野外考察我都要带上大蒜。我很景仰他,他的为人,他的渊博,他的品德一直都在影响着我。1976年他不在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是深夜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在地板上的,当时他的老伴想去邻居家叫人帮忙,他却说,这么晚了,不要打扰别人休息。就这么给耽搁了。”

  博学、严谨、执着、谦虚,如果用这样一组词语来勾勒出曹文宣的形象似乎还显得不够贴切。曹文宣曾因外国博物馆中收藏着外国探险家在中国领土采集到的连中国人自己都没有的中华鲟标本而扼腕叹息,也曾因中国的很多有价值的动物、植物资源都是被外国人最先发现的而高呼“不甘心!不甘心!”……他钻研外语,阅读大量外文书籍,只为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他说,中国人自己要争口气!那些有科研价值、经济价值的好东西,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开发和利用,绝不能眼看着外国人做这个“最先”,他还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创新,要有自己的观点,这样,我们的学科才能领先于世界,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上挺起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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