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大战略：溶解城市，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护高产农田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模式也将乡村农田作为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城市绿化的一个方针是园林结合生产，尽管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一个口号，但在现代看来却可以有新的理解和实践意义。 　　然而，无论是农田保护政策也好，田园城市或园林结合生产的理念也好，在现代中国城市扩张模式以及规划及管理方式上，农田实际上都很难在城市用地范围内存在。从总体规划和审批开始，城市就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土地利用单位，凡是进入城市边界的，所有土地便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用地，当然还包括绿地系统。农田则迟早被征用，城市中是不允许有农业用地的。除了政策和法规外，这当然是由于土地价值和开发利益所驱动的。

　　随着网络技术、现代交通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及工作方式的改变，城市形态也将改变，城乡差别缩小，城市在溶解，正如公园在溶解一样。而大面积的乡村农田将成为城市功能体的溶液，高产农田渗透入市区，而城市机体延伸入农田之中，农田将与城市的绿地系统相结合，成为城市景观的绿色基质。这不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可以消费的农副产品，同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和教育场所，日本筑波科学城就保留了大片的农田，即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俞孔坚，2001）。

第十大战略：建立乡土植物苗圃

　　至少从汉武帝造上林苑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热衷于到大江南北引种奇花异木，并成为各地进献朝廷的贡品。十六世纪以后，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以此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引种和驯养异国植物和珍禽异兽，成为欧洲皇宫贵族之时尚，曾从美洲、非洲、大洋洲，特别是中国引去大量奇花异卉，装点花园和城市，尤其是中国的杜鹃独霸英国的园林，因而才有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一说。然而，上世纪初即见端倪的环境危机，60～70代的环境主义运动，80～90年代以来对乡土生物多样性的强调，使世界各国把乡土物种的保护作为重要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战略。

　　相比之下，在中国广大城市的绿化建设中除了不惜工本，到乡下和山上挖大树进城以外，却很难看到各地丰富的乡土物种的使用。虽然中国大地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乡土植物区系多样，但人们在城市大街上可见的绿化植物品种单调，且往往多源于异地。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观念，即城市建设者和开发商普遍酷爱珍奇花木，而鄙视乡土物种；其二，缺乏培植当地乡土植物为苗圃系统。关于前者，有赖于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后者则是前瞻性的物质准备。因此，建立乡土植物苗圃基地，应作为每个城市未来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大战略。 　　

　　结语

　　早在20年前，生态学家Odum（1982）就指出由于人类的小决策主导，而不做大决策，是导致生态与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人也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对异常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师和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不应只忙于应付迫在眉睫的房前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街头巷尾的交通拥堵问题。而更应把眼光放在区域和大地尺度来研究长远的大决策、大战略，哪怕是牺牲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来换取更持久和全局性的主动，因为只有这样，规划师才有他的尊严，城市建设和管理者才有其从容不迫，城市的使用者才有其长久的安宁和健康。从这个角度来讲，眼下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和建设生态城市的运动，至少过于短视和急功好利，与建设可持续的、生态安全与健康的城市，往往南辕北辙：折掉中心旧房改成非人尺度的铺装广场；推平乡土的自然山头改成奇花异木的公园；伐去蜿蜒河流两岸的林木，铲去其自然的野生植物群落，代之以水泥护岸；把有千年种植历史的高产稻田改为国外引进的草坪；更不用说那些应付节庆和领导参观的临时花坛摆设，而所有这些往往被戴上了民心工程的帽子，作为政绩加以推广和宣传，其谬大焉（俞孔坚，2000）。

　　当然，对战略性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本身和城市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是建立前瞻性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前提。同时，必须认识到，在一个既定的城市规模和用地范围内，要实现一个完善的生态基础设施，势必会遇到法规与管理上的困难。所以，规划师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决策者非凡的眼光和胸怀，以及对现行城市规划及管理法规的改进，是实现战略性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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