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
用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
经济理性并非一无是处，它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是有正面意义的。这就是，当经济活动限制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还没有破坏生态平衡时，它依然是正确的；但当经济活动冲破生态容量的底线，对生态平衡构成破坏时，就应该让位于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比经济理性的视野更广阔，它把经济理性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自己的体系之中。即当经济理性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时，就要用生态理性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纵观科学发展史，科学理论的发展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原先的科学理论雄视历史千百年，无懈可击，被称为“完美的大厦”，后人毋须再造什么大厦，只要在现成的大厦里做一些修补就行了。后来随着新的科学事实被发现，原先的理论左支右绌，总是无法加以解释、应对，于是一种观控水平更高的理论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的出现就是如此，相对论力学并不否定牛顿力学，而是指出它在宏观低速的范围内是正确的，进入宏观高速领域，它就不再正确，必须让位于相对论力学。相对论力学把牛顿力学包含在自己的体系之中，把它作为宏观低速运动的特例加以处置。
现在，生态理性把经济理性当作经济活动对生态平衡的损害为零的一个特例包含在自己的体系之中，这合乎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然而，这种理论范式的转换至今还远远没有完成，是因为经济理性的理论形态即传统经济学200多年来已经相当完备，其积累财富的政策应用也有明效大验。尽管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暴露出弊病，但一些人认为经过理论的修补和政策的调整，可以加以克服。而生态理性的理论形态即生态经济学虽然也有了50年的历史，但理论形态尚未完备，尤其是政策应用很难达成共识，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生态理性要包容、整合经济理性，须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更须有实践上的勇敢探索。一批先知先觉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为此奔走呼号，是非常可敬可佩的。一些地区按照生态理性安排实验，开辟生态农场、生态工业园、田园城市，也是值得效法、推广的。然而，这些还不足以使生态理性从目前的非主流地位转向主流地位。历史的转折需要国家层面、特别是大国层面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历史在等待着这种宏大创新的出现。
生态理性在理论上的确立和实践中的建树，便是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由一个大国的执政党高举起生态文明的旗帜。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理性驱使下的增长方式产生的大规模污染，自己无法消解，便在不改变增长方式的情况下原封不动地向外转移产业，还将垃圾贴上“资源”的标签向外输出。既然有人买单，“理性经济人”就省得掏腰包花钱，放弃了在本国改变增长方式的努力，而把这样的历史契机推出了国门。我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是这种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的最大目的地，也成了最大的生态受害者。美欧正直的学者和媒体说，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烟囱，世界垃圾场。据中国科学院测算，环境污染使我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其中主要是外源性污染。外源性污染是西方发达国家绝顶聪明又绝顶自私的经济理性，从反面激发了我们的生态理性，促使我们重振几千年的生态智慧。
生态文明由我国率先提出，并不意味着我国已是世界上生态文明领先的国家。我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国与国相和谐、人与人相和谐的一种理想，需要我们长期的、坚忍不拔的努力，也需要全世界的理解与协同。我国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的进展速度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整个社会仍沉浸在浓厚的经济理性的语境中，经济诉求人声鼎沸，压过生态诉求。一些沉迷于经济理性的人，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的生态智慧嘲笑为“迂腐之词”。我们的生态文明还有很长的历史路程要走，要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然而，旗帜已经举起，队伍已经列成。这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替天行道”，即替大自然行道，替全人类行道。只要我们在神州大地上走出一条成功之路来，必会得到大自然的回报，全人类的响应。
（姜亦华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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