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看环境问题的实质
因调查对象很大一部分比重在农村（牧区），故家庭年收入多集中于2000—6000元，占样本总数的69.7％；然而在农牧区，贫富差距同样存在，10000元以上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21.5）。
3、民族特征：以汉族和藏族为主
4、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占有相当比重47％，接近一半。普及义务教育的（初中）仅占23.5％。高中及以上占样本总数的29.5％，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样本总体的13.5％。总体受教育水平偏低。
5、职业构成：
6、居住地类型：
由于调查点甘子河乡为藏族聚集地，大多为藏民，而藏民多信仰藏传佛教，故藏传佛教在样本中占有相当比重。
（二）被调查者对普氏原羚的认知程度及原因探析：
1、认知程度： 在被调查对象中，听说过普氏原羚的173人，占样本总体的68.9％；没有听说过的76人，占样本总体的30.3％，缺失值2人。其中对“听说过”的界定：一是听说过普氏原羚这个确切的称号；二是听说过滩黄羊（普氏原羚在当地的俗称）；三是虽然没有听说过普氏原羚或滩黄羊，但在当地该物种同一种名为黄羊的动物长相、习性都十分相似，且经常与黄羊混居在一起。调查员通过对普氏原羚与黄羊的特征进行差异描述，若调查对象可以分辨二者的不同，即判定其听说过普氏原羚。若无法区分，则为没有听说过。 在听说过普氏原羚的173人中，知道普氏原羚是国家保护动物的165人，占样本总体的65.7% ，占小样本总量（知道的173人）的94.3%；不知道其为国家保护动物的8人，占样本总体3.2% 占小样本总体的4.6%。
从表七不难看出，普氏原羚虽然作为当地的特有物种，但在听说过普氏原羚的调查对象中，对其有着很多了解的仅12人，占小样本总体的4.8%，不了解的却占有21.5% 。了解一些的103人中，大多数仅知道其应该保护，其他具体认知无从谈起。
2、认知来源
关于普氏原羚是国家保护动物的认知来源：在知道普氏原羚是保护动物的165人中，表示认知来源于政府宣传的66人，占小样本的40.00％；来源于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的77人，占样本的46.67％；来源于他人告知的16人，占样本的9.70％；其他来源的6人，占样本的3.63％。 对普羚的一些基本知识如出没地、生活习性、数量等信息的来源：在对普羚的相关知识有些了解的115人中，认知来源于政府宣传的4人，占样本的3.5%；来源于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的35人，占样本的30.4％；来源于他人告知的6人，占样本的5.2％；来源于个人经验的70人，占样本的60.9% 。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①政府在宣传保护普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40.00%的民众关于普羚是保护动物的观念认知来源于政府；但是政府对其他普羚相关知识的宣传不够，仅有3.5%的调查对象表示认知来源于政府。②传媒的作用不可忽视。无论是宣传保护，还是相关知识的介绍，传媒都占有很大比重（ 46.67％和30.4％）。③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关于普羚相关知识的认知大多源于朴素的生态价值观和个人经验（60.9%）。 3、影响认知的因素 主要有性别、年龄、职业、生产生活方式（个人经验）、城乡差异、迁移差异；政府行为、传媒传播、周围人群影响等。以下选择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进行分析。
男性中，听说过普氏原羚的117人，占男性样本总体的70.91%；女性中，听说过普羚的56人，占样本总体的66.67%。在听说过普羚的样本中，男性了解其相关知识的（包括了解很多和了解一些）８７人，占总体的７５．６５％；而女性相应的人数为２８人，占女性总体的５１．８５％。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①在获知普羚的名称问题上，男性与女性不存在大的区别，即获知机会基本均等；②但在获得普羚相关知识的认知问题上，男性占据优势，比女性高出将近２４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与男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分工以及家庭权力结构有关。在农牧区，男性多从事外出劳动，个人经验到的普羚知识会随着外出机会的增多而增多；在家庭结构中，男性一般占据主导地位，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界，获得知识，比如参加村民大会的多为男性户主，而男性通过政府宣传渠道获得认知的机会肯定要大于女性。
⑴性别：
⑵年龄：
在调查样本中，按照年龄对样本进行分层。18—20岁：听说过普羚的3人，（此分层的样本容量为7）；21—40岁：听说过110人，（此分层的样本容量为160）；41—60岁：听说过52人（此层的样本容量为68）；61—80岁：6人（样本容量为12）。
听说过普羚的样本按年龄分层对普羚的认知程度比较：18—20岁：了解很多或一些 3人；21—40岁：了解很多或一些 70人；41—60岁：了解很多或一些 32人；61—80岁：了解很多或一些 2人。
对普羚认知程度较高的年龄层主要集中于21—60岁之间。
⑶职业
（* ） 显著性水平在0.05下，认为标记的相关系数是显著的。
表十一中，每个行变量与列变量交叉单元格处是二者的相关统计量值。*表示显著性水平在0.05下，认为标记的相关系数是显著的。在本表中反映为：职业同是否听说普羚存在较强相关。究其原因可以解释为，较高层次的职业分工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力，在接触力、接受力方面优于下层职业。但这其中有一个特例，那就是对于牧区居民而言，由于其居住地距离普羚栖息地较近，其认知来源可能更为直接一些，要优于同层职业的其他居民。
⑷城乡差异
⑷城乡差异
从以上三组表格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城镇居民中，听说过普氏原羚的７０人，占城镇样本数的７７．７８％；牧区居民中，听说过普羚的５０人，占牧区样本的６４．１０％；农村居民中，听说过的５１人，占农村样本的６４．５６％。 ②城镇居民中，对普氏原羚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了解很多或了解一些） ４４人，占城镇样本数的６２．８６％；牧区居民中，对普氏原羚的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的３８人，占牧区样本的７３．０８％；农村居民中，对普氏原羚的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的３１人，占农村样本的６０．７８％。 按照我们的理论假设，由于普羚栖息地距离农牧区较近，农牧区的居民更易于接触到普羚，所以对普羚的认知程度应该更高一些。数据②支撑了这一观点，农牧区居民对普羚的诸如生活习性、出没地、育种期等都有较多的了解，这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是地理位置使其获得了优先了解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来说，城镇居民同农牧区居民的认知机会是不均等的，农牧区要优于城镇。 但从数据①来看，这种假设就站不住脚跟了。城镇居民听说过普羚的比率要高于农牧区居民。这是为什么？通过调查、走访、观察，我们得出了答案。虽然城镇居民在地理位置上不占优势，但其却拥有着比农牧区更为优越的机会。首先城镇是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更是信息的聚集交流点，城镇居民可以通过更为广阔与多样的渠道获得相关认知；其次城镇居民的文化程度要高于农牧区居民，其接纳与理解力要优于农牧民；再次在是否听说过普氏原羚这一问题上，对于普氏原羚的界定也导致了以上的结果。城镇居民在接受这个濒临灭绝的种群时更多的接受的是“普氏原羚”这一专业名称，所以调查过程中，访员基本无需多作解释与界定，然而在农牧区，当地居民对于这个专有名词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望而生畏”，即使访员进行了解释与界定，他们也不易于接受，这样就导致了理解上的偏差，也正导致了数据①的疑惑。 ③从认知来源上看，城镇居民的相关认知多来源于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媒体传播，农牧区居民则多来源于政府宣传与他人告知（见表十五）。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城镇居民接触频率最高的应首属媒体，而对于政府的相关动态与宣传则很少给予关注。当然有些被访者表示，媒体是政府的代言，关注媒体即为关注政府行为，这也可以作一种解释。而在农牧区，居民关于野生动物方面的知识大多来源于政府的宣传。政府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发放宣传册、竖立保护牌等手段使农牧民更加直观的了解到国家政策与身边的动物知识。 （三）结构功能主义与经验数据 1、结构功能主义简述 在文章的导言部分，我曾介绍过结构功能主义对环境问题的阐释模式。这一理论模式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由对社会系统发挥功能的、相互联系的各个子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子系统的变化会引发其他子系统的相应变化。在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帕森斯看来，所谓社会结构，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系统”，包括“目的达成”、“适应”、“整合”、“模式维护”（AGIL模式）等子系统。其中，经济执行环境适应（adaptation）的功能，“适应”指系统必然同环境发生一定关系，为了能够存在下去，系统必须拥有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所需要资源的手段，或者说，系统必须具有通过操纵某些手段来控制环境状态的能力。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的功能，“达成”就是指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和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社会系统执行整合（integration）的功能，任何行动系统都由各部分组成，为了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的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致出现游离、脱节和断裂。文化执行模式维护（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 ）的功能，维模，又称潜在模式的持。在系统运行过程暂时中断即互动中止时期，原有的运行模式必须完整的保存下来，以保证系统重新开始运行时能照常恢复互动关系。系统必须拥有特定机制经常维护处于潜在状态的模式。 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种，同样可以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来解释。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阐释环境问题，大致上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点：（1）环境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因为正是人们对于环境的看法指导着其针对环境的行动。特别是在工业社会，环境与自然资源被定义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工具，人类则是整个世界的主人。在此种价值观的驱使下，人类向自然开战，过度役使自然环境与资源，从而导致环境状况恶化；（2）西方文化具有物质主义和贪婪的本质，过于强调物质消费以及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把物质占有看成是舒适与快乐的源泉，因而西方文化与环境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3）关于环境状况的研究需要广泛探讨人们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环境问题是某种社会过程的自然结果；（4）尽管社会运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非常之大，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提供了一种乐观的前景。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社会系统是在对于环境的不断适应中而进化的。换句话说，当环境状况持续恶化时，社会系统会自动调整以建设性地回应环境威胁。例如，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努力已经使环境质量得到改善，而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现在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致力于清洁环境而营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