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人类与自然关系 强调史学与科学结合

作者:贾珺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0-24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从出现之日起就有不同于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在世纪之交,其研究领域日益广泛,包括了农业—林业—农村环境史、工业—城市—污染环境史、环境运动及环境政策史、自然思想史等方面;研究时间上起石器时代、下迄全球化的当代;研究空间则不拘于英伦三岛,既有对本土的环境史研究,也有对原英帝国殖民地的研究,还有对全球环境史的尝试;研究理论与方法多样,其中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和经济学是最主要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来源。本文着重从研究领域入手,对这些特点进行概述。

  农林环境史 自然生态与人类发展之争

  苏格兰经济—社会史学家T.C. 斯莫特(T.C. Smout)是英国环境史学界的常青树。他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20世纪90年代主编了四部关于苏格兰生态和历史问题的论文集:《史前以来的苏格兰:自然变化与人类影响》、《土壤与田野的历史》、《苏格兰林地史》和《1500—2000年间高地上的自然与人》。斯莫特2000年退休后,又有一部专著、一部论集和一部合著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自然之争:1600年以来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的环境史》,《苏格兰人与树的历史》,与A.R.麦克唐纳(A.R. MacDonald)、F.沃森(F. Watson)合著的《1500—1920年的苏格兰林地史》。

  《自然之争》源于斯莫特1999年在牛津大学的讲座稿。斯莫特探究了1600年以来西方的自然观,认为尽管自然观会因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而有所差异,但都体现出两点:即利用与怡情(use and delight)。近代以来,由于人们的利用过于强烈,使怡情乃至人类的生存都受到威胁。过去400年间的环境保护与发展、工作与护鸟、景观与林业都是“自然之争”的具体表现。他不仅明确承认了“我们毋庸置疑的自然属性”以及“对地球自然体系的彻底依赖”,还在最后指出书中的一幕幕活剧并非英国独有,400年来西欧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1500—1920年的苏格兰林地史》,探究了1500—1920年间苏格兰第一块人类定居点中人与树的关系。斯莫特、麦克唐纳和沃森,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自然科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相关成果,探讨了社会、经济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平衡问题,体现出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以及历史学家所面临的知识结构挑战。

  斯莫特始终关注林地生态,似乎忘却了广大的市镇。但他认为,“研究英国这样的岛国,把农村与城市分开是冒险的,但如果研究是为了探讨如何保护仅存于农村的一点点乐土,使其不被经济开发的大潮吞噬,那么其价值也并不应被忽视”。

  工业城市环境史 整合历史档案研究污染问题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能源结构的变迁,城市化进程也随工业化进程展开。这一方面加重了先前已存在的污染问题,更催生出原本并不存在的污染问题。因此工业—城市—污染问题是英国环境史学者较早关注的领域,同时也是成果丰富的重要领域,与美国环境史长期关注自然保护和农村生态的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大气污染与市民健康的问题上,彼得·布林布尔科姆(Peter Brimblecombe)是杰出的代表。他现为东盎格利亚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大气化学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用历史档案辅助气候学研究,《伦敦的空气污染》、《19世纪的苏格兰黑雨》等是其早期成果。1987年,布林布尔科姆的《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城的空气污染史》出版,气候研究与各种史料在书中更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布林布尔科姆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1990年,布林布尔科姆和克里斯琴·普菲斯特主编了《沉默的倒计时:欧洲环境史论文集》,其论文《1850—1900年间约克城的空气污染》也被收入其中,被誉为是整合历史档案进行大气污染研究的范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林布尔科姆成为《大气环境杂志》的总编,继续研究城市大气污染的历史,以及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并开始关注区域大气污染的全球影响。

  在河流污染与公共卫生的问题上,安东尼·沃尔(Anthony Wohl)和比尔·勒金(Bill Luckin)是主要代表。两人都是历史学家出身,其环境史研究也带有浓厚的社会史、城市史特色。在《面临危险的生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公共卫生》中,沃尔通过对婴儿死亡率、居民营养状况、街道卫生状况和自来水供应等内容的研究和描述,生动地呈现出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等城市居住环境的状况,这也正是社会史家所熟悉的研究领域和擅长的研究方法。但由于缺乏医学专业知识,两人著述中偶有常识性错误出现,为医学史专家所诟病。

  勒金从多个学科和视角审视泰晤士河污染与控制的历史,代表作是《污染与控制:一部19世纪泰晤士河的社会史》。他指出,只有理解了人类活动同活动的发生地之间的互动,才能正确理解城市社会史。“互动”包括被污染的水如何影响健康,人们如何努力使河作为饮用水源、下水道、可通行的航道、风光宜人的休闲场所和捕鱼场所等。该书指出,很多城市史、社会史、卫生管理史和医学史著作的视野失于狭隘。

  环境政策史 史学研究与科学调研的结合

  英国学者对“户外运动”(Outdoor Movement)和“自然保育”(Nature Conservation)等环境运动的研究起步较早,环境政策也日益引起学者关注。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很多也是运动的参加者,约翰·希尔(John Sheail)是其中的代表。

  希尔是较早研究英国自然保护运动的历史学家,第一部自然保护史著作——《看护下的自然:英国自然保护史》是其在自然管理委员会任职期间完成的。在书中,希尔回溯了现代自然保护运动的源头,研究了自然管理委员会、国民信托运动、自然保护促进会等官方和非官方自然保护组织的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认为官方组织无论在建议效力还是资金支持上都占有优势。希尔把史学研究同严格的科学调研结合起来,重视档案材料在研究自然保护运动中的重要性。对于官方组织,他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公布的档案上;对于非官方组织,他收集整理了会议纪要、部门摘录、个人访谈等,尽可能地使用原始资料。

  2002年,希尔的《20世纪英国环境史》得以出版,不过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环境政策史:全书的核心是20世纪保护和改善英国城乡环境的政策制定史。希尔通过农业、林业、交通等说明了人们如何意识到环境在财富增长、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作用。希尔在这种大背景下对政策的制定进行了评析,并且在探讨政策的效力时,明确反对激进的环保和改革措施。

  环境思想史 环境主义首先出现于殖民地

  与环境运动、环境政策密不可分的,就是蕴涵于其中、指导其实践的自然观和环境思想。这也是学者深入研究自然保护运动和环境政策所必然遇到和需要考虑的问题。

  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彼得·考茨(Peter Coates)和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在此领域都有所耕耘。三人的研究对象所处的时空不同,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也各异。其中,托马斯几乎只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讨的。

  托马斯是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关于自然观的著作有《人与自然世界:现代感性的历史》和《人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人们对英格兰态度的变化》。托马斯对自然观变化的探讨是在书斋里进行的,其著述显示出“他几乎没有乡村生活的经历,也不了解鸟类的习性……凭借的材料大都是精英阶层留下的文字,其代表性始终存在着问题。”

  考茨是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现为欧洲环境史学会英国分部代表。1998年考茨出版了《自然:自古以来西方的观念》——既有哲学家的自然观,也有政治思想中的自然观,还有不同学术流派中的自然观。此外还对环境和环境史研究进行了理论探讨,对环境史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梳理。

  格罗夫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环境与历史》杂志主编,长期从事非洲环保运动研究。在《绿色帝国主义:1600—1860年殖民扩张、热带乐土与环境主义的起源》中,他以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资源经济学原理为指导,论证了现代环境意识与欧洲殖民扩张间的关系,探讨了自然保护思想在殖民地的形成,提出了颠覆传统认知、并引起激烈争论的论断——环境主义并非始自西方,而是首先出现在热带殖民地。

  总体而言,英国的环境史研究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2009年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的召开则更说明:环境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并颇具影响,各国的环境史研究也必将在充分和深入的交流中走向共同的繁荣。

  (贾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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