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和国内不断有人对气候变化的事实和形成原因提出质疑，对哥本哈根会议也有不同评价，对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的趋向更是众说纷纭。日前，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何建坤教授，对上述问题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人类活动导致地表温度在百年尺度上骤升

记者：人类活动致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被普遍地认为是导致气候变暖的元凶，但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今日二氧化碳的浓度远低于历史大部分时期”，您认为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气候？全球气候变暖是否会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何建坤：近百年来气候变暖是事实，这是无可争议的，从上个世纪100 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升0.74 度，这是经过各国科学家广泛参与完成的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作出的一个结论。气候变暖的原因，有气候系统本身变化的规律，有自然界因素的影响，也有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气候系统本身引起的气候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周期变化是以万年到十万年计算的，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变化几度，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自然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这种变化。虽然现在的温度也没有超过历史上一两千年前的最高温度，历史上的恐龙时期（白垩纪）温室气体浓度比现在也要高得多，但当前的地表温度却是在百年尺度上比较急剧地上升，速度快，大量研究表明这个变化不是自然的气候系统变化引起的。自然界的影响包括火山的喷发，太阳黑子的变动都会对气候带来影响。但在百年尺度上作一条温度变化的曲线可以看到，火山喷发、太阳黑子的变化对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是很小的，并不能引起地表温度趋势性的升高。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主要体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所谓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另外森林的毁坏也会排放出二氧化碳，土地利用变化，比如说湿地变化、垃圾填埋或者畜牧业也都会排放出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这其中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的燃烧。IPCC 报告的评价结果已经确认，当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人为活动引起的，IPCC 组织了包括中国几十名科学家在内的全球3000 多名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事实、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影响以及减排的成本和效果进行了整体评估，评估结果代表了世界上主流科学家的意见。IPCC 评估报告中指出，当前的气候变暖的趋势仍在持续，大概是每10 年气温上升0.2 度，在2001 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行为引起的概率是66，而2007 年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这个概率提高到90。虽然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基本上肯定了人类行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也有部分人对于这一点有争议，当前也有人对IPCC 报告提出质疑和批评意见，但是都不足以影响IPCC 报告的主要结论以及报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现在人类需要防止的是气候在较短时期内的趋势性的变暖，因为这种变化会给人类带来危险，比如海平面的迅速上升会使很多沿海城市猝不及防，局部地区的旱涝灾害使得粮食减产，生态的退化，物种的灭绝..气候变化会导致这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但是反过来讲一些极端气象事件的发生是不是一定就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还有待科学的论证，像眼下云南、贵州的干旱与气候变化有无关系还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总体上来看，气候变化会使这种极端事件数量增加，而且强度也会增加。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通过长期积累，一些不可逆转的大灾难发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为了预防未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变化的发生，所以现在全球要共同努力来应对气候变化。

记者：虽然都说全球气候在变暖，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都有气温不升反降的感觉，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的冰冻雨雪灾害，2009 年冬天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出现暴雪天气造成灾害，今年春天全国的气温也一直在低温徘徊，东北甚至在4 月份还出现暴雪..这些现象的确很让人迷惑，地球是在变暖吗？

何建坤：气温变暖是指全球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累加起来整体的变化，不是局部地区和短时间出现的变化。比如去年我国感觉到比较寒冷，主要体现在沿海和东北地区，但中国大部分地区冬天还是比较暖和的，据气象局同志讲，去年中国是解放后有气象记录以来第四个暖冬；今年的一月份像北京、上海等城市大家都觉得很冷，但是据统计全国一月份的气温平均比常年高1.4 度，所以就中国整体来讲气候还是变暖的趋势。局部地区的气温可能波动，而且有很大不确定性，不能代表着整体，气候的变化还是要看全球的总趋势。

低碳技术是核心竞争力

记者：作为中国气候变化代表团的成员您参加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然哥会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还是想听听您对这次气候大会的看法和评价。基于这次大会的结果，我国还应该做些什么？

何建坤：哥本哈根会前大家的预期都比较高，最终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结果。但还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凝聚了共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基本上得到反映。发达国家也都承诺了自己2012 年后的减排目标，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问题也有所进展，这比过去还是前进了一步，哥本哈根协议可作为下一步谈判新的起点。哥本哈根协议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延长了《巴厘路线图》的授权，保障了“双轨”谈判的进程，在今明两年的谈判中，可以在哥本哈根协议共识基础上，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哥本哈根会议的斗争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其核心是争取排放空间和维护发展权益。例如在发达国家在中近期如何深度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2020 年至少比1990 年减排40，但从发达国家自身的承诺来看，远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他们的目标大概总体上减排15左右，与发展中国家的期望有很大的差距。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行动的透明度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极力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减排，并力图把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行动纳入国际“三可”的范畴，但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得到按《巴厘路线图》要求的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量化的减排承诺有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需要进行国际监督和核查，而发展中国家是自愿行动，不需要进行国际“三可”。最后哥本哈根协议中双方妥协，发展中国家在国内自行建立一个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体系，在国际上只进行国际磋商和分析。哥本哈根协议在资金和技术支持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发达国家承诺从2010 年到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 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到2020 年每年提供1000 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但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另外，对资金的来源、使用、管理两个阵营之间还存在很大分歧，发展中国家希望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是无偿提供，而发达国则强调资金来源多元化，包括公共资金、私人资金和替代资金。对中国来讲，下一步对外要积极推进国际谈判的进程，最终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对内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建设。我国在哥本哈根会前也提出了到2020 年单位GDP 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也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为实现这个自主减排目标我国在各方面也要做出积极部署。

记者：哥本哈根协议最后达成了“温升不超过2 摄氏度”的共识，这个升温范围制定的根据是什么？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有多大？发达国家对于减排来说应该负有的责任更大，但根据发达国家在此次哥本哈根会上对于减排责任的退缩表现上看，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不是缺少支撑？这个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样的挑战？

何建坤：温升不超过2 度的共识是基于科学评估基础上的政治共识，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2 度并不是科学上确定的临界阈值。全球温升越高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影响越大，未来的风险就越大，温升控制得越低越好，但是要付出的代价也会越大，实施起来也越困难，甚至做不到。像小岛国担心海平面受气候变暖影响上升过快，本身面临被淹没的危险。因此提出要控制温升在1.5 度，但是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要实现温升控制在1.5 度，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要控制在350PPM，而现在已经是430PPM，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把浓度降下来。温升控制在2 度这个目标的实施难度特别大，这意味着人类未来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大体在1 万亿吨左右，所以欧盟提出到205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量要比1990 年减少一半，而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到2050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需求是1990 年的2~3 倍，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实现上述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在中近期要有大力度的减排，到2020 年发达国家要减排40，到2050 年减排80～95，才有可能实现控制2 度温升的排放轨迹，但发达国家现在的承诺到2020 年的减排只有15左右，如果按照这样的排放轨迹，那么温升不太可能控制在2 度范围内。实现全球温升不超过2 度的目标，未来全球的排放空间都将受到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面临着排放空间的严重不足。加强技术创新，发展低碳经济是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全球气候关系的根本途径，也是世界经济、技术变革的潮流。掌握先进低碳技术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发达国家不仅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友好技术问题上态度消极，而且也有凭借其在能效和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扩充新的经济增长点，锁定或加大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战略意图。对我国和其他新兴发展中大国而言，最根本的还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低碳经济，加强自主技术创新，打造“低碳”竞争优势，积极应对新形势下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格局的变动。技术创新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对策。在全球低碳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要加强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发展，积极发展低碳新兴产业，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既能有效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也是国内缓解资源保障和环境容量的瓶颈性制约，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需求。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双赢。

减排为经济发展提质不减速

记者：我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需要较大的排放空间，那么我国要如何实现减排40~45的目标，这是不是意味着可能需要放慢发展速度？

何建坤：我国要实现单位GDP 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并不意味着要放慢发展速度。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绝对减排来说，我国GDP 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目标是个相对减排目标。所谓的相对减排是指实现单位GDP 产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断下降，也就是说在GDP 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还是在增加的，只不过增加的速度低于GDP 增长的速度，因此这种减排目标并不限制经济的发展速度。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在于单纯追求GDP 的快速增长，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GDP增长过快也有问题，我国当前主要是通过投资来驱动GDP 增长,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带动的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增长，所以GDP 增长过快不利于节能减排，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各地不能单纯以投资驱动、GDP 导向来发展经济，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因此从指标本身来讲并不是限制了GDP 的增长，而是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要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虽然是相对减排目标，但也需要我国在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方面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我国自主减排目标对内能够促进节能减排，促进经济转型，对外也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诚意。记者：日前您参加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的“十二五”节能专项规划座谈会，您对制定我国“十二五”节能目标有什么样的思考和想法？何建坤：我认为“十二五”期间的节能目标，一是应该制定一个比较高标准的，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的目标，这样能够促进节能减排的行动不松懈；二是要和2020 年GDP 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结合起来，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十二五”期间争取要多做一些，不要把矛盾留到“十三五”去，要保证在“十三五”期间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这个目标。

何建坤，男，1945 年生，河北安平人。现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2007 年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能源系统工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多项国家科技攻关及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曾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现为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