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天津落下帷幕。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谈判，也是年底坎昆气候大会前的最后一轮谈判。

　　如先前所预料的那样，各方目前分歧仍然较多，主要的问号看来依然要留到不久以后的坎昆会议上。尽管如此，天津会议还是为坎昆会议铺了路，更重要的是，它向世界全面展示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所做的不懈努力。

　　中方努力“发声”与美方较量

　　由于去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未能如期完成及达成协议，今年各国加快气候谈判步伐。为了在坎昆会议达成积极成果，各国同意增加谈判的次数，由原来安排的两次会议增加到五次，而中国承接天津会议，进一步显示中国积极推动气候谈判的决心。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首次在中国的天津举行，对国际气候谈判以至中国推动对抗气候变化的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碳排放量在全球数一数二，于是双方的此次谈判被视为重中之重。当前，其中迸发出的谈判火花也格外耀眼。

　　在美国看来，他们一直以来都坚持两方面的观点：一是中国不该将自己等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纳入强制减排的法律约束范围；二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内自主的减缓排放行动，也应遵循“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简称MRV，即“三可”)的要求，并且拿出了一套相当细致的流程。

　　对于美国的强制性态度，中方代表团也给出了更加明确的态度和答案：一是前者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二是后者则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入侵。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发展中国家承诺将国际援助之下的减排行动纳入“三可”，而国内资金支持的自主减排行动，则可以在确保主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接受国际“磋商和分析”。

　　谈判双方可谓针锋相对。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强调，“磋商和分析”不是变相“三可”，如果《公约》缔约方指出“有的问题不是很清楚，需要澄清和进一步了解，中国作为缔约方，也可以作一些解释。”美国代表团甚至表示，中国国内自主减排行动，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行动，能否接受“三可”，是美国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变化资金援助义务的前提。

　　同时，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潘兴(JonathanPershing)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态度也很强硬，他表示：“发展中国家既然已开始进行减排，不透明公开，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说到做到？”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则对媒体表示，有发达国家将中国接不接受“三可”与小岛国等能不能获得援助挂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挑拨，这不符合国际谈判的要求。

　　政府努力增强环保形象

　　一直以来，中国的环保问题在国际上总被拿来质问，很多发达国家由于环保做得相对较好，因此在全球气候恶化问题上，总将矛头指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于是近5年来，中国在积极改善环境的同时，也特别重视树立良好的环保形象，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

　　为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国家这几年出台的许多经济发展措施都与之相关，并坚持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积极研究，控制工业生产的碳排放，缩减能源浪费和降低环境污染。同时，为引导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政府近几年一直在加强宣教工作，广泛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宣传低碳消费理念和低碳行为的做法，引导城乡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大力发展节能、低碳产品，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鼓励公众采用节能产品，扩大全社会参与程度。

　　政府在立场上鲜明地指出中国对环保的重视，为的是让世界上更多国家不仅仅看到中国在环保领域的巨大努力，更能树立一个环保大国的形象。这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的180个国家代表在中国天津相会，就说明中国对参与全球环保的重视程度。日本《朝日新闻》也撰文报道，大会之所以选择在中国举办，是因为中国领导层对环境变化的重视与日俱增，此次谈判将让中国在国际上的环保形象更为鲜明。

　　作为东道主，中国对此次联合国气象变化大会天津谈判的举办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充分考虑到中国人民和全球民众的长远利益。”

　　今年年初，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开始寻找此次工作小组级别会议的举办地，必须赶在11月份墨西哥坎昆第1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举行。最终选址天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一直致力于节能减碳方面的发展，展示出了清晰的环保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天津将其城市定位在“环保城市”概念上，特别是天津正在修建“智能电网”项目和节能环保建筑，同时还拥有一个排放权交易市场。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认为，中国现在希望能引导国际气候讨论的潮流。他说：“天津谈判是个演练，中国计划是将来有一天能举办部长级会议。”杨富强表示，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让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提高了很多。从那时起，中国国内的环保现状迫使政府转变意识，转向了更具环保意识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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