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共生体系”到生态工业园区

　　谈到生态工业园区，就不得不谈到“丹麦卡伦堡产业共生体系”。据清华大学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石磊介绍，“丹麦卡伦堡产业共生体系”的发现具有一定戏剧性。

　　1989年，丹麦的一群高中生要去工业园区参观，接待工作由园区热电厂经理负责。众所周知，热电厂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经理希望通过介绍热电厂与周边炼油厂、酶制剂厂和板材厂等企业的副产物（废物）交换所取得的环境成就，让高中生对热电厂留下不错的印象。但是如何表达呢？碰巧，这位经理的夫人是位生态学家，她认为热电厂的创新生产模式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共生现象，并建议以产业共生来命名。

　　“事实上，产业共生现象早在工业革命之初就已经存在。”石磊指出，类似于卡伦堡的产业共生现象在美国、英国、奥地利、日本、苏联以及中国的早期工业实践中都能够找到踪迹。“之前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主要在于废物交换等产业共生行为并非工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随着石油危机带来能源成本的升高以及工业废物引发环境问题的密集出现，企业间通过产业共生来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效果才引起广泛关注。”

　　此后，美国、荷兰、日本、英国、韩国和中国等陆续在工业园区开展产业共生实践，自觉地按照工业生态学原则来规划、建设和改造工业园区，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生态工业园区。

　　不过，石磊指出，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产业共生体系和生态工业园区的实践模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倡导下，美国于1995年前后先后两批在16个工业园区进行试点；日本从1997年开始侧重于静脉产业园区的试点，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建设了26个静脉园区；英国在2003年前后成立国家产业共生项目，先从区域后上升到国家尺度加以推进。”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中国经验”

　　我国的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始于2000年，早期的几个试点都是制糖、化工、冶炼等专业性工业园区。从2004年开始，国家着力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开始试点示范工作。截至2015年4月，由国家环保部、科技部和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命名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有35家，还有76家得到批准创建。

　　石磊认为，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受到环保部、商务部、科技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工信部等多方重视。“例如，环保部、商务部和科技部通过发布指导性文件和标准，联合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发改委从2005年起推行循环经济国家试点，并从2010年起对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给予大资金支持……”

　　在石磊看来，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经历了有标准可依、依标准建设、据标准考核、示范试点带动和建立长效机制几个推进阶段，形成了“领导重视、规划先行，政策引导、制度保障，多措并举、狠抓落实，强化监管、节能减排”等基本经验。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有什么显著特点？石磊给出的答案是“园区管理委员会的存在”。“我国以开发区为代表的工业园区基本上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一方面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施行政府职能，另一方面承担着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开发性功能。”石磊强调，这一特殊主体的存在可以通过短期集聚大量资源来迅速发展工业园区，也可以较为系统地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施行政府意志。“事实上，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模式。”

　　让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则成为决策主流

　　在石磊看来，任何一种生态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都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选择结果，各有利弊。

　　根据他的研究分析，丹麦、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其成功依赖于特定的时空尺度。“丹麦模式虽然空间尺度小，但时间尺度长，是一种典型的自发秩序；英国模式虽然时间短，但空间尺度大，可以通过发展大空间尺度共生网络和快速推广商业模式获得成功；相反，美国因不合理的时空尺度鲜有成功试点。”比较之下，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以国家战略主导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短时间内使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步入快车道，但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急于求成和“拉郎配”的现象。“以上这些模式并非一成不变，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动态调整，例如英、美等国家需要注意产业空心化问题，而中国则需要思考新常态经济下工业园区如何生态化发展。”

　　虽然目前我国的生态工业园区建设开局良好，但石磊指出，生态工业园区的未来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规划层面，我国还缺少一个针对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的整体规划；在宏观管理层面，仍然存在"几张皮"不统一的问题，有命名资质的没有资金支持，有资金支持的没有命名资质；在微观管理层面，不敢政策创新、不尊重市场规律的行为时而发生。”

　　多年的关注与研究让石磊笃信，生态工业园区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应该秉承第一代开发区作为政策先行区的历史使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政策先行区。“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则纳入园区开发建设的决策主流，更多引入市场激励机制，使其从新鲜事物真正成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